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3)02-0055-11 中国瓷器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时期，尤其是它所标举的天青色之美学趣味。过去，已经有人提出宋瓷具有极简主义[1]特征，它的形成与其器形、纹饰、釉色和材料等关系密切，值得进一步探索。汝窑瓷器作为宋代瓷器的魁首，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分析的标本。极简主义概念源于西方，它为人熟知的审美法则，如“少即是多”“装饰即罪恶”等，看似同宋瓷有相近之处，却源自不同的文化语境与美学理想。因此，有必要结合传世与出土的器物，以礼制、皇家审美趣味与《考古图》《重修宣和博图》等视觉知识谱系为背景，深入考察汝窑瓷器的各美学元素，描述瓷器与青铜器、玉器的内在关联，进一步揭示其极简主义的美学内涵。 一、“器以藏礼”：作为礼器的宋瓷 宋代瓷器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与礼乐祭祀。礼制在古代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古人通常运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技艺来制造礼器，从玉器到青铜器再到瓷器皆如此。宋代，瓷器可作为丧礼明器。据《宋史》载，乾德元年(963)，宋太祖改葬其父宣祖于河南府巩县安陵，随葬明器有“包牲、仓瓶、五谷舆、瓷甒、瓦甒、辟恶车”。[2]2848“瓷甒”为瓷器，“甒”是盛酒器，北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有甒图并附文曰：“《既夕礼》云：‘甒二，醴、酒。幂用功布。’注云：‘甒，亦瓦器也。容受宜与瓮同。中宽，下直，不锐，平底。其瓮下锐，与甒为异。’”[3]“五谷舆”又称“五管瓶”，是一种有五个朝上茎状管的瓷器。龙泉青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五管瓶，瓶盖内有墨书铭文“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庚戌年即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该馆所藏另一件五管瓶的瓶盖内侧铭文为：“张氏五娘，五谷仓柜，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4]可见“五谷舆”有祈求五谷丰登，庇荫子孙之意。 宋太祖开启了宋朝“御容供奉”，[5]在宫观中专设一殿，供奉已殁父母或其他帝后，又称“御神殿”。“乾德六年，就安陵旧城置院建殿，设宣祖、昭太后像。”[6]718“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以修玉清昭应宫，特置东[窑]务。”[6]7263玉清昭应宫供奉宋圣祖及太祖、太宗像，并举行祭祀活动。“窑务”机构并非常设机构，“京东西窑务，掌陶土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6]7262“窑务”含十等匠人，其中，合药匠、青作匠很可能司职青瓷器的釉色材料调配与器物烧造。那么“东[窑]务”的职责即烧造宫殿修缮所需的建筑材料与祭祀所用青瓷器。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下诏将御神殿的供奉礼仪，如飨庙之礼，纳入国家礼仪制度之中。此外，朝鲜半岛的黄海峰泉郡円山里青瓷窑址曾出土青瓷豆等祭器，有铭文曰：“淳化三年壬辰太庙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7]鉴于高丽与宋朝的文化交流历史，这些祭祀瓷器的原型不排除是来自北宋。 宋代朝廷还将精美瓷器赏赐地方，用于祠祀。赵蕃(1143-1229)《鉴山主以天圣宣赐行道者五百金装罗汉青瓷香炉为示，复用韵》诗曰：“耀州烧瓷朴不巧(朽)，狮子座中莲叶绕。”[8]赵蕃所看到的耀州瓷器，正是来自天圣年间(1023-1032)朝廷之赏赐。 北宋时，朝廷经常讨论郊祀用陶瓷器问题。宋《郊庙奉祀礼文》云：“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9]这些用于郊庙的“新修祭器”中，“瓦登”“瓦罍”指无釉之陶器，而所谓“器用陶匏”之“陶”则可能包含了瓷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政府官员提议在郊祀中使用“陶器”，引《宋朝仪注》云：“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龙勺，未合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陶、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勺。”[10]李刚指出“陶”与“窑”音义相同，宋人典籍中所说的“陶器”相当于“窑器”。[11]叶寘《坦斋笔衡》说“命汝州造青窑器”，[12]346意思是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器。北宋曾出使高丽的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所见器皿，如“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面(而)为荷花、伏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桮(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图，以酒尊异于他器，特著之。”[13]66又如“陶炉”：“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13]66高丽所有的翡色“陶尊”“陶炉”，即青瓷尊与青瓷熏炉，而非简单的陶器。 皇家、朝廷将瓷器用于丧礼、玉清昭应宫祭祀、赏赐地方祠祀、郊祀等，显示出宋瓷在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宋代官方常采用“制样须索”的方式来制器，由中央指派或地方官员管理，匠人烧制，烧成器物不轻易外流。瓷器从生产、流通到使用均体现出强烈的官方因素。 二、汝窑瓷器的器形与装饰极简 宋朝皇帝渴望“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青铜器是礼器大宗，宋代热衷收藏、考定、图录、新制青铜器，体现出整个宋代文化的“再现三代思想”。[14]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下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15]宋徽宗朝所设的礼制局，有力推动了器物及礼制的研究与创制。《铁围山丛谈》记：“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16]97此时，收藏的三代至秦汉器物数量已相当可观。宋代瓷器的烧造，正是配合着铜器知识增长热潮而进行的。民国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说：“宋代制瓷，虽研炼极精，莹润无比，而体制端重雅洁，犹有三代鼎、彝之遗意焉。”[17]宋代瓷器器形上的“端重雅洁”，脱胎于三代青铜器。宋代瓷器生产发达，众多窑口中“汝窑为魁”，汝窑是汝州专为宫廷烧造青瓷的窑场，考古窑址为河南宝丰清凉寺窑。以下，分析数件汝窑瓷器的青铜器器形渊源及礼制含义，讨论其造型与装饰之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