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21.12.2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3-11-0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一 近年来，中国学者特别是美学研究学者对审美现代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提出了“别现代理论”，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课题组从“纯粹现代性”的角度开展了研究，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团队则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理论特点及其在艺术中的呈现等作出了探讨。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课题组认为：“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人类社会改造工程，从总体上可以理解为一场‘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转型’的历史事件。……纯粹现代性的历史由四段结构转型性的主题构成，即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分解、场域的自我主体化、社会隔离等现代性隐忧的呈现、交互主体性的建构。作为历史事件的现代性，其完成或曰终结的条件乃是在交互主体性基础上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的同一性秩序。”[1]79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课题组从学理层面对现代性问题作了很清晰的阐释，并将之分成几个历史阶段，放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理论背景和语境中去提出问题和思考，说明中国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现代性问题及审美现代性问题。 关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实践派美学就作了一定的阐释，后实践派美学也作了很好的阐述，但从学理层面而言，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美学和艺术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是处在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方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多重叠合的语境下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可以从启蒙主义的角度，也可以从后启蒙主义、后实践美学的角度，还可以从当代美学和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关于学术研究，卢卡奇非常重视的马克思的一句话是颇有启发性的，即“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要把一个问题研究好，首先应从最复杂的现象入手，对当代性作认真研究之后，可能会对整个问题的发展史和发展的学术理路有一个更好的把握。研究要从当代入手，从最复杂、最高级的现象入手，然后在学理上剖析其复杂性，找到它不断演变的线索，把复杂性不断地上升到简单性，逆历史的过程去把握它的逻辑过程。当逆历史过程研究完成之后，研究者心中就会有对问题的整体把握。这是研究的过程。学术表达的过程相对于研究过程而言是一个相反的过程，让学术界能够理解的表达是反过来的，是从最初的、最简单的现象，一直到最复杂的当代。马克思从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历史起点上来讨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在研究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有启示性、有价值的理论方法。 我们研究团队着重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和思考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Utopia and Modernity in China是浙大研究团队与英国学者合作的一本英文著作，2022年由英国普卢托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国际学术界第一部中国审美现代性研究的英文专著，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对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进行论述，即从电影、文学等现象出发讨论问题，尽管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但我们与国外学者达成了共识，我们都认为不同民族、国家的审美现代性是有差异的，在美学和艺术的表现领域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别[2]。 我们认为，中国审美现代性是一个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组成的双螺旋理论结构。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看，对这一理论或情感结构的民族志分析，还是应该从当代艺术现象入手，分析当代艺术现象、当代审美经验和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包括当代艺术体系和当代审美制度，这是当代美学所面对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把当代艺术、当代审美经验分析作为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并在学理上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分析，是真正把握当代美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近几年，浙江大学美学团队着重从当代中国电影和当代美学问题是怎样相关的这个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对当代美学有价值的或者说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方法，我们表述为情感民族志研究。刁亦男执导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体现了刁亦男黑色电影的基本风格，提出了当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与人之间还能不能互相信任?影片中，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犯罪团伙的小头目周泽农被悬赏抓捕，警察对他的妻子进行严密监控，他想让妻子举报他以便获得30万的奖金，但他失败了，完成他的心愿变得非常困难。黑社会的人派一个女人来作中介，帮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周泽农不断地问她：“我凭什么信任你?”事件不断发展，警察在追捕他，他的同伙和其他犯罪团伙的老大们为了赏金也在寻找他。这部电影用艺术的方式把当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当代人是否仍然可能与其他人建立信任?因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引入竞争机制，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高度主体化、个人化，用美学术语表述就是高度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重建信任、重建情感共同体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讨论这部电影很重要的背景是，这部电影2019年12月在中国上映，放映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新冠疫情。[3]新冠疫情也把人与人之间能否互相理解和互相信任的问题提到了当代哲学重要的理论问题的高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