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10-0133-11 气概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质，中国古代就有这一概念，但其真正激活是经近现代学者诠释后才实现的。19世纪中叶以来，梁启超、鲁迅、宗白华等重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化，苦心思索与探寻中国美学的气概问题，有许多精彩的论说。对其进行系统总结，探讨中国美学的气概，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可说明中国美学的这一特质不仅仅是概念史、范畴史体系构建的产物，更主要是经过近现代思想人物的诠释而得以复活的。 一 鲁迅先生曾在1925年所写的《看镜有感》中感叹：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① 鲁迅赞叹汉代文化敢于接纳外来文化的精神气象。五四以来的美学家盛赞中国美学气概之美有期盼文艺复兴的心态。气概作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质，是从中国古老的元气论中生发的。中国早期的思想表现为阴阳五行与八卦之说两种形态。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从身边的事物总结出来的五种形态与存在，它们相生相克，周而复始，成为中华民族最早认识的世界的五种元素。八卦则在《周易》中获得完整论述。元气是贯穿于天地人之间的生命要素。“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②三国时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③也是基于古老的“元气”概念提出的。清刘熙载认为，“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④这也是将古老的元气说与文艺创作结合而提出的。从结构上说，气概是由天地间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决定的。《周易·说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王弼注：“刚柔发散，变动相和。”⑤《周易·系辞下》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孔颖达疏：“刚柔即阴阳也。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语其体即谓之刚柔也。”⑥古人认为，阴阳二气在交摩相推中产生变化，清代姚鼐提出的文章乃阳刚与阴柔之美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从《周易》这一思想中产生的。 元气是生命产生、运动的要素，也是气概产生的内在动力。关于元气化生万物的过程，先秦两汉典籍多有描述。如西汉《淮南子·俶真训》用形象的语言描写了万物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蔰炫煌，蠉飞蝡动，蚑行哙息……”⑦从描述中可以得知，先秦两汉至六朝时期，气乃人们理解世界演化的基本出发点，并对审美观念产生影响。这说明“气概”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动力来自于生命的激活。五四时期对气概之美的重释，包括将其与德国生命哲学融合，也是出于这种思路。其他美学概念的提出，如梁启超的趣味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鲁迅的进化论，宗白华、朱光潜的境界说，也具有这种古为今用、融合中西的特点。 元气氤氲化生，流贯世界。文艺是元气化生的结晶。《诗品》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⑧气激活了万物世界，人性情摇荡来自于这种气的鼓荡，以诗歌、舞蹈为代表的文艺活动也来源于这种运动之美。皎然《诗式·明势》：“(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雅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⑨皎然强调文章的体势即运动之美来源于气的震撼，提出了“气胜势飞”的重要思想，气概与气势的概念直接相关。 中国美学认为，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文艺是天地之气活动的呈现。《乐记》提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⑩明确将天地之气与阴阳的交摩鼓荡视为文艺产生的动力，文艺的气概则是这种天人交泰的产物。文艺是人内心真实情志的表现，其生命力来自于天地自然：“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11)宗白华先生盛赞：“这是多么精神饱满，生活力旺盛的民族表现。”(12)真诚的文艺创作可以感通天地，达到与天地相和的境界，至此气概可谓升华到了极致。 两汉时代，由于儒学的影响，文艺创作中的气概，大多以阳刚与巨丽为美。班固《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13)明确指出，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内兴礼乐，外通西域，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这决定了当时的文学体裁以大赋为主。吟咏靡闻、铺张扬厉的大赋纷纷出现。《文心雕龙·诠赋》分析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带有官方文士特点的大赋的题材与创作特点：“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4)所谓“义尚光大”，便是对气概之美的追求。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对天子之苑的讴歌：“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15)这种大赋发展到后来，难免虚张声势、华而不实，走向反面。 西汉的文章也显示出气概之美。清代刘熙载《艺概》中指出：“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16)“旁礴、窈眇、雍容”可以理解为气概之美。司马迁是西汉文章的代表作家，《艺概》指出，“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17)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和一些杂文中肯定了汉代文艺的独特气概与开放自信。李泽厚《美的历程》论汉代石刻等造型艺术气概奔放前无古人，并将其概括为“气势”“古拙”：“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18)李泽厚在与刘纲纪编著的《中国美学史》中谈到《淮南子》的美学时，引用了《泰族训》中的一段话：“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认为它表现了汉代美学的气概。“汉唐往矣，然而它的那种宏大的中国气魄，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应当继承的吗?”(19)这是对汉唐美学气概的追寻，至今仍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