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6-0001-10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6.001 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和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创造性贡献。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中国南方农村的社会状况、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陕北黄土地上刻苦钻研和积极倡导辩证唯物主义，撰写了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此为基础和内核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个贡献，对已经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倍加珍惜、深入研究，使之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的这两个贡献，如果从今天的学术分类看有着明显的区分，前者主要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后者则是属于哲学的内容。但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来看，这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指向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因此，这两者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调查研究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体系的创立，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本文的目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这两个贡献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从这一视域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哲学创造作一总体性把握。 一 创立“实践论”：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所遭遇的难题 回首百年之前，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就已显示出鲜明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性格，是最早重视调查研究的人之一，也是最早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之一。这种双重的重视，在他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即已明确地表达出来。1920年3月，他在致周士钊的信中，谈了自己目前不准备出国勤工俭学的原因，在于想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1921年1月，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总结了两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探讨，强调这个党应当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②这两封信都保存在毛泽东编印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可见他对这两个方面的重视。 在此之后，毛泽东长期处于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唯物史观没有从一般理论上作出更多的阐发，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来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他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③他由此指出调查研究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并力求把调查研究作为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⑤。这里所批评的“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都是在背离唯物史观意义上说的，是对唯心史观的一种批评。毛泽东为此亲自深入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社会调查名篇，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的深入开展，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现实道路。1930年，他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运用唯物史观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总结。 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通过调查研究，具体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另一方面，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毛泽东，在社会调查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⑥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看到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社会学性质的问题，而是哲学性质的问题。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成为了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独特之处和高明之处：一般人的调查研究，都是社会学性质的，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除了看到这些具体的实际情况之外，还看到了一个重大的必须探讨的哲学问题。看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当然很重要；但能从调查研究中发现哲学问题，这就更加重要了。这是毛泽东和众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学者们，在调查研究上的一个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