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23)12-0027-07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只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开创性地提出一系列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新时代新征程，系统回望和总结提炼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深刻挖掘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宝贵资源以及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部署要求，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以创新理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种科学理论与思想的萌蘖，必然基于满足特定时空场域的实践要求，具有历史与逻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特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既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在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 1.理论之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科学研究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社会现状和革命运动进行广泛调查和细致研究。《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调查研究的代表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地了解工人生活条件，认清了资产阶级欺压、剥削劳苦大众的社会现实。他们对调查的必要性、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用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来把握现实、构建理论原则、开展革命实践，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主张应从实际情况、而不是主观概念出发去从事科学研究和革命运动，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要从“市民社会”去寻找、而不应当从“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境遇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如马克思在1946年12月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蒲鲁东主义时讲到：“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2]强调社会调查应是进行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对于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在1873年写作《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之后方能恰当地进行叙述，提出了要用研究与叙述相结合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4]“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5]毛泽东正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并充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真正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 2.文化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比如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思想，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思想家对知行关系所作的系统探讨，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程颐提出“知在所行之先”(《河南程氏遗书》)的知先行后观，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的知先行后、行重于知观，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传习录》卷上)的知行合一观，王夫之提出“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的行先知后观等，使知与行的关系在辩论争鸣中愈加澄明，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认识论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对传统知行观进行了扬弃，将知与行的关系改造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突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为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实事求是”思想也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文化基础。东汉班固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称赞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宋明理学提出“理在事中”“即物穷理”等观点，强调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依据具体事物穷究其“理”，初步赋予“实事求是”以经世致用的品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出“即事穷理”的命题，强调从事物本身出发穷尽真理，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意涵。毛泽东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理论升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重新释义了“实事求是”，赋予其唯物辩证法色彩，将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髓。 3.实践之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调查实践 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进行的调查实践，为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时经常利用假日进行修学考察，品读“无字之书”。他曾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讲到暂不出国的原因时提到，要为世界尽一点力，就不能脱离“中国”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6]早期的社会考察使毛泽东初步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各阶级矛盾和制定、调整革命根据地政策策略的重要方法。建党之初，毛泽东三次到安源调查，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韶山地区农村、湘乡、湘潭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调查，为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澄明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成见、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一生中最多的调查活动，如永新、宁冈、寻乌、兴国、东塘等处、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调查等，形成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纠正土地分配过程中的偏差、推广苏维埃建设经验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为克服党内主观主义，毛泽东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的发布，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和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把调查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