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角度看清华简《四告》文本的复杂性

      《四告》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十辑中公布的一篇重要文献，简文内容为告辞，分为四组，互相独立①。笔者在学习该篇简文的过程中，对文字背后隐含的《四告》文本的内部差异有一些不成熟的认识，陈述于下，敬请各位师友不吝赐教。为论述方便，下文以《四告一》《四告二》《四告三》《四告四》分别指称这四组告辞，并将四组告辞分为两大组，即《四告一》《四告二》为一组，《四告三》《四告四》为一组。

      本文在对简文用字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注意到《四告一》《四告二》与《四告三》《四告四》两大组的简文用字在组内有较强的一致性，同时两大组的用字情况可以形成鲜明对比，主要表现在两大组告辞用楚文字转写的程度不同。《四告一》是周公旦代政期间祭告皋繇之辞，《四告二》是伯禽受封就鲁前的告辞，从简文用语来看，文辞古奥，有较古的底本来源，但在后来的文献流传过程中，用楚文字转写程度较高。《四告三》《四告四》则呈现出了较多的非楚文字因素，一方面是如程浩所言，《四告三》《四告四》是春秋时人的续貂仿古之作②，其中字形存古现象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四告四》中还有一些仅见于晋系文字的书写特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赵平安已指出四组告辞中均有与甲骨文、西周金文字形和用法密切相关的文字，保留了早期文字的古老写法。同时，赵平安以“祜福”一词均见于四组告辞为据，认为《四告》中注入了春秋时期的一些元素③，所言甚是。这里再以《四告》中的“眚”“畢（毕）”二字为例，对赵平安的观点略作补证。

      

      

      下面，本文主要通过具体的例证来展现《四告一》《四告二》与《四告三》《四告四》两大组告辞在文字使用上形成的鲜明对比：楚文字转写程度较高与字形存古较突出，以此来展现清华简《四告》中四组告辞文本的内部差异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动态性、复杂性。

      一、楚文字转写与字形存古

      通过细致的调查，我们发现《四告一》《四告二》中虽有字形存古现象，但用楚文字转写的程度较高，而《四告三》《四告四》中则多见有字形存古现象⑧。

      （一）《四告》中的“达”字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战国晋系温县盟书中的“达”字作，但不能仅凭简单的字形对比，就认为《四告》简29中的“达”字是受到了晋系文字的影响，而应该根据全篇的实际情况通盘考虑。鉴于《四告》篇中多见有与甲骨文、西周金文密切相关的用字，且《四告三》中字形存古现象突出（参看后文），因此，简29中的“达”字应当属于存古的写法。还需提及的是，清华简《子产》篇中的“达”字作（简13），根据该简文内容所记为郑国历史人物，可判定其最初的底本当用晋系文字书写，因此，《子产》简13中“达”字的这种非楚文字写法当与晋系文字的影响有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华简《四告》，从总体上看是楚文字抄本，如简5中的“达”已用楚文字进行了转写。但简27、29中的“达”字则未用楚文字转写，尤其是简27中的“达”字作形，不仅未被转写，而且还在（简29）形的基础上形成了抄写错误。或许是所传抄的底本如此，书手较为忠实地保留了底本的情况；或许是书手文字知识水平有限，不清楚该字的字形结构而形成的书写错误。考虑到《四告三》《四告四》中多见有文字讹误现象（详见后文），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二）《四告》中记录｛德｝之用字

      清华简《四告》篇中记录｛德｝之用字很有规律性，《四告一》中用“惪”字，与楚文字中的习见用字一致；《四告三》中用“”字，就当前所见的用字习惯而言，与西周金文中常见的用字习惯相吻合(11)。《四告四》中用（简45）字，字形罕见，应当是（季嬴霝德盘，集成10076）字所从“惪”旁的草率讹写，即三个所谓的“白”形来源于“目”旁的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