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我国历史上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周清海（2016）指出：“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在中文向全球传播的大背景下，华语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演变进程值得深入探究。 刁晏斌（2018）明确了全球华语“三分”的格局，在“全球华语”这个顶层概念之下，是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分的概念体系。我们先对这些概念作一说明：国语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国共同语；其二是指当下仍在台港澳地区广泛使用的民族共同语（刁晏斌，2018）。为了区别，我们将前者称为“早期国语”，后者则根据研究对象以及所指范围等的不同，加以地区限制。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黄伯荣、廖序东，2007），是在全国推广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关于华语的定义，目前可见最早的表述来自卢绍昌（1984），认为：“华语是现代的、标准的，包括口语和书面两种形式的华族共同语。”王希杰（1988）、陆俭明（2002）都对这一观点作了引介。刁晏斌（2015、2018）综合华语的历史和现实两个基础，将其定义为“以早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当前，华人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全球华语”（Global Chinese）比照“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被提了出来（吴英成，2003），指的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刁晏斌（2018）进一步指出，中国早期国语与当今的华语/国语/普通话之间，有派生的关系，即后者都是前者的地域/社区/功能变体。所以，我们要想全面了解华语的来源、发展程度及趋势，还需要考察其与中国早期国语、普通话等的关系。刁晏斌（2018）强调科学研究离不开比较，这种研究方法对华语研究（无论共时还是历时）来说尤其重要，而建立两个参照（即中国早期国语与普通话），正是为了更好、更集中地进行全面的历时比较研究。 目前，华语研究总体的情况是词汇研究多，语法研究少；对华语历时平面的发展变化，包括其形成过程以及此后的发展演变事实等关注较少。在史的研究中，语法在语言三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力（1980）指出，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来看，语法方面的转变是语言发展的关键；向熹（2010）指出，语法是语言三要素中最稳固的部分，最能反映语言发展的本质特点。在语法系统中，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很高，其“史”的内涵非常丰富。王力（1980）和向熹（2010）都对汉语人称代词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梳理，前者是从上古到现代，后者是从上古到近代。另外，刁晏斌（2006）讨论了第三人称代词在现代汉语四个阶段（即1919-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8年至今）的发展变化。学界关于华语人称代词的研究较少，仅陆俭明（2018）指出因为受英语的影响，新加坡华语中存在大量的“人称代词前带定语”现象。 本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为对象（以下简称“新马华语”）①，以中国早期国语和普通话为参照，考察新马华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历时发展。本文依据语言发展变化走向及学界已有研究将新马华语语法史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19-1945年）、中期（1945-1980年）、后期（1980年至今）②，其中新马早期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时间（1919-1949年）基本重合。有研究指出中国早期国语是全球华语的起点，新马华语即源于其在域外的传播，属于中国早期国语的域外变体（刁晏斌，2018；李计伟，2018），对此我们将在研究中加以事实验证。本文以新马华语的书面语为考察对象③，尽可能涵盖代表性文学作品、报刊等，主要来自《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马来西亚）、《马华文学大系》（马来西亚）、《马华文学作品选》（新加坡、马来西亚）、《叻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新加坡）、《光华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马来西亚），每个阶段300万字左右。中国早期国语的例子主要来自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本文对普通话的考察主要借助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以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以下简称《规范词典》）等。本文尝试以第三人称代词为切入点，进而借斑窥豹，了解新马华语语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路径。 研究发现，新马早期华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使用情况与中国早期国语具有一致性，新马华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发展轨迹与普通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 二、新马华语第三人称代词与普通话一致的发展变化 新马华语研究的模式基本是立足于普通话，探究二者的异同。本研究立足于新马华语，以普通话为参照，考察新马华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历时变化。我们发现，新马华语的主要发展变化走向与普通话一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三人称代词的词种由多趋少，词义由繁趋简。 （一）第三人称代词的词种由多趋少 中国早期国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纷繁复杂，如在指男性时，除通指的“他”外，还有“渠”“佢”“牠”；在指女性时，并存的有“他”“渠”“她”以及“伊”。1924年，朱自清在散文《旅行杂记》中指出：“‘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普通话发展至今，第三人称代词词种减少，主要由“他”“她”“它”充当，且分工明确。新马华语历经百年，词种数量也由多趋少，具体表现为“渠”和“佢”的退隐，与普通话保持了较高的相似度和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