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修辞学者们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们都在致力于研究如何论及其他文化和修辞传统，如何为其代言、如何与其交流，才能避免本质主义，避免异化、混同、分割其他文化及修辞传统。令学者们感到困扰的是：在代表他人时，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思想或避免重复已有的知识？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使代言不仅仅对代言者自己“有用”或不仅仅为代言者自己的利益服务？代表他人时，如何评价自己的角色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 比较修辞学的崛起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颠覆处于主导地位的修辞范式，扩大和丰富对于其他修辞传统与修辞实践的知识，即处于边缘地位、鲜为人知的、几乎被遗忘的修辞传统及实践。比较修辞学流派将修辞学视为与语境共存和同生的事物，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临界性。现在比较修辞学研究已经在学者们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下壮大起来。2010年以来比较修辞学致力于寻求跨学科的分析框架，竭力呈现被边缘化的修辞实践及文化。今天我们应该回顾反思，充分了解使之崛起的作用力，以便于比较修辞学在新的层面上能够更恰当地论及其他文化、为其代言、与其交流。 本文将首先探讨两大动因——宏观动因和特殊动因，在二者的作用下比较修辞学得以崛起和盛行，从而在创造、干预与转型的修辞学领域里获得主动性和价值认可。 一、比较修辞学产生的宏观动因 比较修辞学得以产生，离不开当时大的文化政治环境。首先，二十世纪末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兴盛。跨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挑战以西方传统为主体的理念——二元思维（binary thinking），促使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互依性（interdependenc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较修辞学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成为文化、文学、修辞、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点。比较修辞学还借鉴了阐释学、文化人类学、话语批评、后现代研究的理论。 其次，是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公民—臣民”这样单独、离散的分析单位提出了挑战，认可那些影响个体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全球性势力。而且，全球化更尖锐地暴露了权势的分布极其不均，以及物理处所（即实际居住地）与认知处所（即影响说话、认知和生存的想象中的地理位置或空间）之间的矛盾。同时，全球化也使人们看到“本族人视角”的可供性（affordances）与局限性；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以及本土与异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些发展变化为比较修辞学的崛起创造了滋养环境。 再次，1978年Edward Said出版了他的具有开创性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东方主义”既是意识形态又是行为方法。Said（1978）认为，当军事上和科技上发达的西方文化遇到不熟悉的文化时，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成理想的模型，以自己为标准把其他文化当作反面的低劣方。与此同时，作为意识形态，“东方主义”又赋予西方文化或殖民势力（colonizing power）一种“挽救”或“教化”的“历史使命”作为行为方法，“东方主义”采用二分法把一些概念对立起来，并偏颇地认为每一对立概念组中的第一个概念总是高于第二个概念，如：“阳刚—阴柔”“理性—情感”“变化—停滞”“心智—身体”“本质—表象”“自由—奴役”“个体—群体”“原创—统一”等。东方主义学者认为汉语修辞属于阴柔，具有女性化特征，但是他们却无法解释中国文化中的父权思想。Said的理论在修辞学领域内也影响非凡，它让修辞学者认识到研究中也犯有遵循“东方主义”逻辑的错误——即套用欧美修辞范式或框架来解释或评估本土文化语境和修辞行为。总之，Said对“东方主义”的强烈批判为比较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之得以在修辞学领域内对“东方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根据其他文化自身的特点、深入其语境进行研究的方法。 最后，二十世纪后半叶Kaplan开创了西方修辞学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当代流派“对比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该流派主张，不同语言的语篇所呈现出的差异与文化因素有关，强调文化的同质性。尽管其文化的概念还处于静态、单一及稳定的理念内，但它对文化的重视以及将语篇差异与文化直接关联的思想，为新兴的修辞学流派“比较修辞学”（comparative rhetoric）奠定了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比较修辞学才可以强调文化的动态性、异质性、多元性以及地域特征等。 二、比较修辞学产生的特殊动因 除了上述的四大宏观动因之外，修辞学界一些典型的思想误区成为比较修辞学产生的特殊动因。以下我们讨论三大主要误区： 归因错误： 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西方修辞学界部分学者拿古希腊修辞范式来生硬地衡量其他文化，比如认为亚洲文化中缺少修辞。如：Mao（2003）提到，David Jolliffe把中国人喜欢用格言警句、名人名言的写作习惯归因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行为，而不是看作一种修辞行为。还有John Morrison，在研究中则直截了当地把日本与西方的写作差异归因于日本文化中缺少修辞传统，从而导致交际中顺从、修辞中无论辩、宗教上重冥想、语言上缺乏逻辑推理。在这些学者看来，似乎世界上只有一个修辞传统，即古希腊修辞，完全不认可其他文化中的修辞传统，或将这些传统也归于古希腊修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