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的茫然：现代俄国文学批评之形成与欧洲文化影响下的大众文学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批评开始兴盛，这就是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和文学观》(1836)所说的，虽然先有文学，后才有文学消费，但俄国读者对普希金的“好书”(хорошее)和古里扬诺夫(Иван Гуьянов，1791-1854)的“蠢书”(дурное)同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因此需要批评来引导，批评的使命是对社会扮演家庭的角色，用简单的语言讲高深道理。别林斯基还高度评价批评的价值，“在我们这里，人们爱批评(文章)，对此毫无争议。一本总是有批评篇幅的杂志，打开的首篇文章就是批评；无论一份杂志多么蠢笨、没有生气，但倘若它哪怕登载一篇出彩的批评文章，那么该文就会被阅读，刊发这篇文章的那本杂志就会从尘封中被发掘出来而见天日；批评首先使杂志拥有了力量。没了批评文章，杂志就是缺了面孔的人，是解剖学标本，而非活生生的有机生命”①。造成这一状况，并非由于俄国批评家多么伟大，乃因支撑现代俄国文学的，不是政府大力支持的古典主义文学，而是历经近一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图书市场中的一批批畅销书(大众文学)，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市场的结构。正如美国学者盖斯佩瑞特(David Gasperetti)所说的，“幻想小说、历险记、色情和讲故事体之类的文学，把早期罗斯的圣徒行传、大公传奇之类的叙事类文体所形成的特点，推到了文学场域的边缘位置，就如同基督教化之前的古罗斯历史上那些宗教仪式那样，绝大多数传统作品被视为‘老旧的’、非西方的、特别无聊的，甚至被认为是危险的叙述”②。不过，别林斯基在《闲言碎语，又名〈望远镜〉出版人先生关于最近半年俄罗斯文学报告》(1836)中又指责道，“批评，在当时意味着夸奖、赞美、一次次地高调欢呼，若指出整部作品中某些不成功的诗句，或某些写得不足之处，也是劝告这位诗人如何修改它们。关于创作的概念，当时是‘借用’法兰西的现成说法；批评是不存在的，因批评或多或少是怀疑的姊妹，而当时的主流是充分信任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错，而批评总是要介入评论的，有时发生有众多人高声赞誉作家作品名录替代评论的现象”③。这一文学批评局面应该被改变，但和文学一样，这并非文坛内部事务，而是时代局势使然：法国大革命颠覆了君主制政体，引起沙皇及上流社会对共和思潮的警觉，怀疑法国文化的风潮悄然而生；当推广法国价值观的拿破仑战争殃及帝俄时，俄国民族主义兴起，而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建立维也纳体系(1815)，确保了帝俄的君权神授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在欧洲的正当性，孕育出俄国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1825年试图践行欧洲共和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引发政府强化书报刊审查制度，尤其是1833年“官方国民性理论”的推出，确立了帝俄的文化自信。这些因素使得自1730年以来通过模仿欧洲文学而兴盛起来的现代俄国文学，由推动俄罗斯欧化的审美力量，转换为积极参与建构帝俄认同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潮流，且有些创作这类题材的著名小说家，甚至是来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归化作家，如布尔加林(Jan ，1789-1959)就出生于波兰明斯克省立陶宛大公之家。于是，如何使大众文学之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机制发展得更好，促进文学关注日益扩大的帝俄问题并表达俄罗斯认同，就成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共同任务。别林斯基肩负的正是上述使命。

      不过，中国研究者对别林斯基的认知，却限于苏联学界将其现实主义化的论述。五四运动后，别林斯基被介绍到中国，但无论是郑振铎《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1920)，还是郭绍虞《俄国美论与其文艺》(1921)，抑或是沈泽民根据克鲁泡特金的演讲《俄国文学：理想与现实》写成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1921)，论及别林斯基时无不提及“真实反映现实”之说，皆不论何谓俄罗斯帝国的“现实”(只是把作品中直观的细节描写视为“社会现实”)，对作家书写对帝俄的认同或如何叙述帝国框架下的俄罗斯问题这类“真实”则浑然不知。这类似是而非之论，在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1924)、瞿秋白《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著作中延续着。类似情形在苏俄文学批评产生较大影响的1949年之后并无改观，以致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论及别林斯基时仍认为，“现实主义始终存在于别林斯基的创作中，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从未消除过”，并仔细辨析别林斯基所说的艺术的本质和目的以及“理想的诗”“现实的诗”“典型”等观点。朱光潜的辨析基本上围绕黑格尔的“理念说”展开，从未在历史语境中观察别林斯基的看法④。其实，别林斯基津津乐道于文学反映现实，是在评论大众文学如何通过细节描写践行官方国民性理论，有限度地触及社会表层问题。中国研究者未曾把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置于帝俄语境中考察，也没有探讨他如何回避帝国治理下俄罗斯化战略、内部殖民政策、俄罗斯东正教等重大论题，至今尚未认真清理苏联学界建构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把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遗产当作反映论的理论基础，错误地认为他是反对沙皇专制的批评家。实际上，这一来自苏联的话语是违背基本史实的。“沙俄”( цáрство)特指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封“沙皇”、开启留里克王朝(1547-1613)统一其他公国并征战各汗国的进程。该王朝政治上实行绝对君主制(монархия)，社会治理上采用庄园制度(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通译农奴制)，俄罗斯正教会左右着世俗政权，官方语言用的是教会斯拉夫语。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沿袭这些制度，但1721年彼得一世改園号为“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自此不断引进欧洲现代治理制度，持续减弱庄园制度、强化资本主义城市治理规则，创建现代俄语并替代教会斯拉夫语，实行把教会纳入国家治理层面的至圣主教公会制，从而加速帝国的世俗化过程；沙皇同时兼任最高宗教领袖，皇帝在民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东正教会及宗主教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治理效力。官方国民性理论包括“君权神授”，书报刊审查制度强制大众文学以“审美”形式践行这一理论，以促进国民深切认同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如此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5年，俄罗斯东正教大司祭加邦(ГеоргийГапон，1870-1906)带领三万彼得堡民众手举圣像、沙皇肖像，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聚集冬宫广场，宪兵仓促应对，出现流血事件，沙皇形象开始崩塌。1829年8月入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别林斯基，认识了纳杰日金(Николáй Надéждин，1804-1856)教授，被学校除名后，得以在后者创建的《望远镜》(Телескоп)杂志打工。期间他体会到触犯书报刊审查制度的后果：1836年《望远镜》因发表恰达耶夫(Пётр Чаадáев，1794-1856)的《哲学书简》片段被查封，作者被沙皇宣布为疯子，主编被流放，别林斯基失业。他被此事深深触动，对政治高压比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的体会更深刻。因此，别林斯基任《莫斯科观察家》(1838-1839)执行主编，主持《祖国纪事》批评栏(1840-1846)，与《现代人》杂志(1847-1848)合作时，自觉践行官方国民性理论，因而几乎从未被书报刊审查官为难。只是1847年在国外疗养时，他因强烈的俄罗斯情怀，在激愤中写下《致果戈理的信》(1847)，把果戈理隐秘在字里行间的敏感观点和情绪公开化(指出其怀疑俄罗斯正教会、透露乌克兰意识、背离俄罗斯帝国认同等)。此举致使果戈理进一步背离俄罗斯，加剧社会撕裂，使当局不得不查禁这封信。中国学界没有关注别林斯基的整个批评生涯，大多引述其《文学的幻想》(1834)、《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等作品，赞赏他奠定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实际上，别林斯基的批评活动是在帝俄和欧洲之间新的关系格局中展开的，他及时评论畅销的大众文学，分析其中的俄罗斯问题。这种重视批评实践而非批评理论建构的著述，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谢维廖夫(С.П.Шевырев，1806-1864)、温格洛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1855-1920)等后代文学史家对俄罗斯文学史的建构，于是，帝俄时代尽管俄罗斯文学史著述甚丰，但多彰显国家认同或俄罗斯情怀在文学中的演变，理论探讨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