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有古代和现代两大系统，自然而然，概念①(或曰“范畴”)也存在着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风马牛不相及，故而，作为理论筋骨的概念差异极大，很多概念几乎无法找到融通乃至对应的点。例如，作为古代文论重要概念的“风骨”，现代文论就没有可以与之对应的概念，即便想找一个意涵相近的也很难。至于比兴、文气、应感、气韵等，虽然与现代文论中的概念如隐喻、象征、性格、灵感、风格等意涵部分相近，但通约性也极差，无法找到真正可以衔接的点。这就给人们整体性地认识与评价中国文论带来很大的困难，更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②当下，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学界也大都认可，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已经是中国文论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古代文化造就的古典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引进的外来文化造就的现代传统。由于这两个传统之间没有血缘，不存在根本性的传承关系，不仅不能通约，甚至还对立、冲突，主要是因为它们言说的文化背景不一样，面对的文学艺术形式也不一样，因而体系不一样，概念不融通。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难题。概念是文论的理论筋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念都是通过概念呈现的，化解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矛盾，从概念入手是一条根本性的解决途径，即通过概念的研究、梳理引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引导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衔接，实现古代文论与以苏俄和欧美西方文论为代表的现代文论有效对接。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考察中国文论概念的古今之变，并借以寻求古今文论概念融会的可能性及策略，力争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参照。 一、古今文论概念差异形成的历史经纬 总体说来，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是两种没有血缘传承关系的文论，它们具有各自独立的概念系统。究竟这两个概念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将来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融会的途径？这是决定能否构建成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关键。而要理清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这种非血缘、非传承关系及其产生的缘由，必须弄清楚这种状况形成的历史经纬，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复杂。 古代文论自先秦发轫直到19世纪中期，一直循着自身的逻辑在发展、演化着，各种概念轮番出现，代代传承，且不断翻新。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社会的转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临被质疑、被抛弃的风险。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久封闭的国门，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以野蛮的方式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展示给国人。这时，国人才意识到，国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怀揣爱国、报国的志向，想方设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纷纷出国留洋，兴办实业，开展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观念。科学、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很多知识精英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以文言为代表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要改变中国的现状，首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包括文学。这才出现了裘廷梁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文言之为害”③的极端认识，才会有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④的激进观念。而“五四”倡导的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主张搥碎、烧去孔家店的招牌，对贬低传统文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为古代文论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实事求是地说，从1840年至1940年代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段，尽管受西方思潮的浸润，古代文论的发展依然沿袭的是传统的路径，遵循文化融合的原则；期间活跃着很多杰出的文论家，如刘熙载、谭献、陈廷焯、黄遵宪、吴汝纶、严复、林纾、裘廷梁、王国维、梁启超、鲁迅以及朱光潜、宗白华等，他们都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概念，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刘熙载在传统的“意内而言外”的基础上提出“音意无穷”⑤的观念，超越传统的“言意”而探讨“音意”；其论词所使用的“点染”“真色”“借色”“妥溜”⑥等概念，皆充实了古代文论的概念系统。谭献论词整合出“折衷诗教”⑦的主张；陈廷焯则提炼出“沉郁”⑧的美学准则，标志古代词论的深化。黄遵宪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⑨的诗歌创作纲领；吴汝纶论文推崇“雅”“洁”⑩；严复论诗特重“真”反对“滥”(11)；梁启超论小说主“熏”“浸”“刺”“提”(12)等；王国维整合传统的意境论提出“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13)等。这都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其中不少受西方的影响非常明显，均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新的意涵，可以视为现代文论的前奏。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这正是西方观念大举进入中国的关键时期，文论受西方的影响是自然现象。因此，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提出并阐发的一些概念大都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背景，或借鉴西方文论的概念言说中国文论，或受西方文论与哲学、美学思想的启发，赋予古代概念以独特的理论意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境界”说，那是在叔本华、康德、尼采等思想的感召之下，融会西方的优美和壮美(崇高)、理想与写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出的既符合中国传统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概念。(14)“境界”说的提出标志着古代文论的深化，也标志着古代文论开始转型，朝着现代文论迈进。 如果说刘熙载、谭献、陈廷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论诗、论文的方式仍然是古代的，即采用诗话、词话的方式，以序、论等作为论说体裁，以文言文作为论说的语言；那么，到了朱光潜、宗白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他们论说的形式和语言都与古代文论大不相同，但精神意蕴相通。他们采用完全现代的论说方式，使用的文体是现代自由松散的散文，使用的语言是白话文，中西概念混用，论说的内容和运用的概念并没有违和之感，熟悉而新鲜。这已经属于现代文论的范畴。朱光潜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论》中就使用了如下概念：表现、再现、谐隐、境界、情趣、意象、直觉、同质、异质、节奏、凝神、声、顿、韵、律等。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概念混杂，意义连接精微，基本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文论体系。如他论诗的境界和直觉的关系：“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15)“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16)“境界”是“直觉”的知而不是“名理”的知，不是理性认知，直觉的特色是凝神注视。再比如，他论中国诗的节奏，集中讨论“顿”，把中国古今诗歌的“顿”与英文诗的“步”和法文诗的“顿”相比较，认为英文诗的“步”是通过轻重相间表现节奏，可以先轻后重，也可以先重后轻，中文诗的“顿”必须先抑后扬，不能先扬后抑，而法文诗的“顿”要略微停顿。这样，中西文论节奏观念的同与异就非常清晰了。再如宗白华讨论文学艺术，也是中西并重。1932年，他发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其中就明确写道：“希腊时代的艺术给与西洋美学以‘形式’‘和谐’‘自然模仿’‘复杂中之统一’等主要问题，至今不衰。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艺术则给与西洋美学以‘生命表现’和‘情感流露’等问题。而中国艺术的中心——绘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暗’等问题。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17)宗白华预见，中外古今的艺术理想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见，西方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论从古代文论转型为现代文论的最初表现是亲和的、自然的，虽与西方有差异乃至冲突，但并不排斥。我们从朱光潜、宗白华这两位代表性的文论家所使用的概念中可以看得十分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