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被公认为“革命的诗学”，文本以散文形式呈现而具有“伟大革命赞美诗般的激情”(伯林185)。《宣言》巨大、持久的影响力，与其采用的文体即“宣言体”之独特性关系密切。相关研究大致历经从文本学到文体学，再到语用学的过程，亦即从语言修辞研究到文体风格研究，再到将逻辑论证与修辞风格研究融为一体。但无论采取何种视角、方法，相关研究都难以忽视《宣言》的语言特质；孤立于文本内部、被视为“静态”的语言修辞研究，虽已经反思并得以扬弃，诗意、诗性语言仍是同类研究的关键词，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后两类研究的展开。众所周知，《宣言》文体几经嬗变，是马克思、恩格斯精诚合作的思想结晶。从最终文本形式上看，早年从事过诗歌写作的马克思的语言特质更为彰显。本文探讨的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关于诗意、诗性语言的观念，如何支配对“宣言体”语言特质的剖析；《宣言》的诗意、诗性语言，与早期马克思的诗人身份及其诗歌写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联何在。 一、诗意、诗性语言与早期马克思诗歌的艺术特征 首先要明确的是，诗意与诗性语言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诗意主要从接受者角度而言，常被用于评价非诗文本的某种语言特征，如“富有诗意”。接受者通常不会说一首诗“充满诗意”，但很可能说它“缺乏诗意”。在这种表述中，诗意有两个所指：一是指语句的特殊运用；一是指在此种运用中产生并让接受者感受到的、超越字面义的意味，涉及文本结构及意境。因此，将语言修辞研究视为“静态”研究的观点并不完全合理，一方面这种研究涉及字词句的选择和组合，另一方面它已关联文本与接受者，产生于两者互动之中。然而，接受者各不相同，对诗意的判定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时代、民族及其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者认为《宣言》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意的宣言，那么，首先要追问的不是诗意的呈现方式，而是接受者据以判定诗意的理据是什么，何以形成，与文本生产者的创造力有无关系。诗性语言，是从创作者和接受者两面而言的：它既是创作者艺术才能在语言上的体现，也是接受者接受心理与创作者主观意图相感应、契合的连接点。可以说，诗性语言带来诗意的呈现。它通常被理解为有别于日常语言、科学用语的“第三种”语言，一种言说自我和世界的独特方式。形象、生动是其公认的特质。不过与非诗文本相较，诗性语言的形象、生动有更为具体的表现方式，通常认为有三种：一是借助意象(物象)表情达意；二是多种修辞手段并用，最常提及的有比喻(比拟)、象征，以及对偶、复沓、排比等，也包括词性的活用、句法规范的打破；三是具有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也相互融合：意象之象多为客观物象，常用作喻体，可称为喻象。《宣言》开篇的“幽灵”即为喻象之一。喻象会在接受过程中生发出象征意味。对偶、复沓、排比等修辞方法，则是形成语言节奏、韵律的重要手段。所有这些因素彼此融会、激发，使得诗性语言具有超越语言指称义，富有多重暗示义的特质。 不过，在诗和诗性语言上，普通接受者最大的共识是，诗是创作者抒发个人情感的文体，诗性语言是情感饱满、深邃，乃至激情洋溢的语言；而上述表现方式，无论是否周全、可否增减，都是为创作者发愤以抒情服务的。语言自足性的观念，须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出现后方得以明确。如果上述共识确为事实，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观念依然主宰人们对诗和诗性语言的判断和认知。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开始诗歌写作，磨砺其语言和思维时所处的文化语境。 诚然，诗与《宣言》分属不同文体，非诗人者同样可以创造诗性语言。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马克思早期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决不是马克思著述中的‘另类’或者‘异教’，而是其思想起源状态的表征、思维方式和人生变迁历程的记录，后来的发展与其之间有很重要的承续、转换和超越关系”(聂锦芳1)。早年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大学读书时，以极大热情投入诗歌写作，编订有四本诗集，其中三本献给燕妮，一本献给父亲；另有保存在他姐姐索菲亚的纪念册和笔记本中的诗，共计一百余首。①这些诗作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叙事歌谣、讽刺诗等，最早的写于1833年，大部分写于1836至1837年间。以赛亚·伯林认为，19世纪中叶是一个感性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个人的孤立感受不知不觉中成为欧洲部分社会的普遍态度的一个元素。一些人受到人们的崇拜，“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还因为他们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富有诗意的特点”，“这种个人特征形成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独有气质与景象”(伯林182)。这可用以解释《宣言》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诗性语言特征。时代精神与个人特征，马克思的文学爱好和诗歌写作，共同构成《宣言》写作风格与语言特质的“外部”因素。而这一时期，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思潮形成并渐趋鼎盛的时期，德国正处于这一风暴的中心。②无论写作题材、对象还是抒情方式，马克思的诗歌都不可能不受到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并借鉴歌德、海涅等伟大诗人的写作技艺。本文并无全面解析早期马克思诗作及其艺术价值的意图，只是试图辨析它们与《宣言》诗性语言相关联的若干方面。 其一是充沛的激情，尽显“高亢激昂”。不论致燕妮的情诗还是献给父亲的赞歌，诗中始终洋溢不可遏制的激情，乃至“直陈心中的热望”。如十四行诗《终曲——致燕妮》之一： 请你收下这些诗笺，/我怀着真情把它们奉献，/诗中回荡着铿锵激越的琴声，/诗中映射出自由的心灵火焰。/啊！如果这些诗篇引起的回音/在你心中激起无穷的思念，/如果你的热血更快地涌起，/涌向你那圣洁的心田——//那么，从你胜利行进的远方，/就会传来你心灵的回响，/我就会更勇敢地驰骋疆场，/我的诗就会更加自由豪放，/我的歌声就会更加高亢激昂，/我的琴弦就会如泣如诉，倾吐衷肠。(537—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