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①是马克思晚年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读书笔记合集，是马克思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思想遗产。人类学笔记关注的范围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间上至原始社会下至近代殖民地现状，空间包括俄国、印度、阿尔及利亚、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内容涵盖史前社会分期、原始社会土地所有权、血缘氏族解体、古代法制史等多个方面。对一般读者而言，人类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对当时最新人类学著述的摘录和评注，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眼里，笔记中的这些摘录和批语却蕴含着十分珍贵的理论观点，是一座有待勘探的金矿。随着马克思晚年笔记陆续出版，尤其是1972年劳伦斯·克拉德的《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问世，中外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多个角度研究这部笔记，在马克思精心摘录的文字特别是批注和评语中发现了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新开拓。今天，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的需要，我们拟从文学批评这一特定角度研读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努力发掘其中那些富有预言性和当代价值的思想，以寻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更为完整准确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上做出具有中国立场的理论贡献。 一、跳出西欧的世界视野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经过革命危机后在调整中进入发展时期，并加紧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和掠夺；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不再是纯粹被动的力量，已开始介入世界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②，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有关史前社会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一批人类学、历史学最新成果相继出版，晚年马克思的研究目光从西欧拓展到世界各地，抱病阅读和研究这些新的材料，审视和比较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 在《资本论》撰写中，马克思主要剖析的是以英国为“样本”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涉及的是英、德、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尤其以英国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③。后来马克思意识到，他对于西欧之外的美国、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状况，特别是对于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需要收集和研究相关方面的材料，例如有关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结构等，以便进一步完善《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等研究。 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将关注重心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移向了亚、非、美洲的古老民族。他追踪人类学的最新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文献资料，“集中精力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基本上是公社农民的)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倾向和前景”④。并将原始社会视为具有独立特点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研究中马克思发现，非西方社会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所有制形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家庭关系诸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故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做机械类比的做法”⑤，拒绝把欧洲社会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概念如“封建主义”等套用到非西方国家。在谈到历史发展阶段的称谓时，针对菲尔等人以为印度的村社体制就是封建体制的看法，马克思认为这是愚蠢的观念，“(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⑥。马克思认为东方不存在西方社会那种封建性质的过程，“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权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便被堵塞了。”⑦ 马克思不仅发现《资本论》研究在空间上的有限性，而且也意识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暂时性。马克思十分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该书的摘录占据了人类学笔记篇幅的三分之一。马克思不仅同意摩尔根所说的单纯追求财富的历史只是人类已经历过的时间的“一小部分”的观点，并且还认为可能这段历史也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在“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这句话旁边，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⑧，人类在地球上经历了漫长的生存史，如果仅仅局限在追求财富这一历史范围之内，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马克思把探寻的目光伸到历史深处，伸向人类的童年，从原始社会入手去发现欧洲现代社会以外各民族的历史特性。 鉴于西欧社会不一定具有普遍适应性，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由于自身的“先天条件”不同，不可能通过一个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完成社会转型，从而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提供了探索的理论基础。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谴责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认为他的学说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那种“万能钥匙”⑨，如果机械地照搬照抄，只会形成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理论。1881年，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再次说明：“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⑩“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1)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视为解构“欧洲中心论”的先声，并预示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人类解放成为可能。 人类学笔记还揭示了东方内部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这一理论体现了马克思研究问题的睿智和独到之处。在对《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古代社会》《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的摘录和评注中，马克思论及了东方内部不同社会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别。马克思逝世后，在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英国人在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境遇。英国商人的资本入侵在两国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抵抗，而相对印度而言，英国商人进入中国则更为艰难，“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12)。马克思对不同社会的差异性包括东方社会不同之处的认识，刷新了“东方”概念，显然高于康德的“普遍历史”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