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生成及其公共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明华,男,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江西 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
内蒙古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审美范式文学理论是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理论资源、学术事件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生成的。在文学理论范式转型与知识合法性重建的进程尚未完成之时,从公共性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和反思是有必要的。文学观念趋于多元、“有学术”的文学理论论争、有文化抵抗意味的文论话语生产等公共性特征是值得赓续的审美范式文论传统,但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对审美作“意识哲学”的理解以及它可能存在的本质主义知识观则需要反思、调整和通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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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3)05-0153-09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3.05.019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迈进了“新时期”。“新时期”这一概念无疑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仅就文学理论而言,新时期文学理论之所以新,简而言之就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不同于此前的文学理论形态,逐步完成了新的范式转型。而且,对于这一范式的命名,学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一般将其称之为“审美范式”的文学理论。①有学者在对当代文学理论历史进行梳理后指出:“审美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一种轰动的方式建立起来,得到了文学理论与批评共同体的普遍认同。”[1](P.161)那么,这一范式是怎样建构的?如何从公共性的角度看待审美范式的文学理论?这是我们有必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文艺事件”的发生与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形成的政策因素

      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必然的过程。其间,发生了不少与文艺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共同推动了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生成。这里,我们择部分做简要概述。

      1976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上下逐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重新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2](PP.140~153)在这一具有现代性自觉的历史进程中,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激荡和调整,作为社会构成之一的文学及其理论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而且,这种自主性还落实到了具体的文艺问题的论述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文学的管理做出了新的调整,从政策层面对文艺进行了再阐释。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就是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对“文艺政策”所做的重新表述。邓小平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2](P.213)这不是说文艺不需要接受党的领导。事实上,文艺的党性原则还在,但接受的“领导”与遵循的“原则”更加灵活了。不是直接将文艺驯服,让文艺听话,而是要尊重文艺、帮助文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文艺的更好发展。邓小平还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P.213)在开明的“文艺政策”之下,人们便可以寻找文学的“特征”和“规律”了。这无疑有助于此后学界对“文艺审美特征论”的研究。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文艺政策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建构,至少它不反对,更不会粗暴地禁止文艺回到审美论。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应“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主张,改变了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这一新的政策使得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不再依附于政治,文艺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甚至和政治构成平行而非所谓的张力关系。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现代化追求,开始将文艺及文艺理论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出来,给予它主体自由和独立言说的权利。新启蒙的文学和文论话语同国家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拥有着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使之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实施现代化改革的文化先声之一。”[3](P.2)换言之,新时期的文艺和政治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质。这种现代性特质使得文艺渐渐成为自由的艺术,从而具有了审美现代性。不妨说,这也是契合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

      文艺政策的新变也得到了学界的回应。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当属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该文直接否定了文艺的阶级斗争说,认为“纠正‘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类不科学的口号,为文艺正名,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更成为当务之急。只有这样做了,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真正繁荣,才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作出更大的贡献”[4]。可以说,此文呼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文艺观念的层面对此前的“社会政治范式”的文论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对艺术规律的伸张、对“文学艺术的特征”的强调,无疑有助于审美范式文学理论观念的塑造。事实也是如此,该文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诸多讨论。虽然在此后的讨论中,也有人继续维护此前的文学观念,但毕竟是在讨论而非简单地批判。这就为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学术生成的空间。

      关乎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有影响力的文艺事件其实还有不少,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改变文艺政策的作用。其中,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算是对文艺政策松动起到重要作用的文本。对此,有学者认为,它“为文艺界肃清‘左’的文艺政策,真正为文艺正名提供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强大支持”[5](P.281)。这表明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建构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知识型”,任何相关话语的陈述都无法逃离这种框架和氛围。换言之,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生成顺应了时代发展,得到了文艺政策层面的支持。

      二、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学术资源

      新时期之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源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最为极端的时候,文学理论的学术资源只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权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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