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中共革命文艺的源起、衍化与组织化生产

作 者:
任伟 

作者简介:
任伟(1986- ),男,新疆阿图什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中共革命文艺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主要目的是鼓舞士气,为战争服务,是革命动员机制的重要一环。因此,政治性是革命文艺的核心要素。为保障政治意图的贯彻,中共精心设计出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引导文艺节目的生产;另一方面也限制着不良思想的传播。由此,苏区得以快速生产出众多符合革命需求的文艺节目。就效果而言,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节目内容在结构上或不免单调重复;但从观众的角度看,革命文艺可谓横空出世,人们沉浸其中,并深受感染。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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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3)06-0043-09

      借助文艺鼓动革命,是中共宣传的一大特色。井冈山时期,中共就开始有意改造士兵的娱乐活动,其后,革命文艺机制日益强化普及。全新的娱乐方式,不仅重塑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生发出一套有效的宣传方式。目前关于革命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制度政策的梳理,侧重于文本描述,但较少关注实践形态。①其二,以某个人物或某种类型的节目为中心,探讨革命文艺的一些面相。②其三,从受众和社会影响方面,探讨革命文艺的功能与作用。③这些研究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关照,不易呈现出革命文艺的全貌。本文拟从革命文艺的起源形态入手,力图把既往研究的几个方面综合起来——从制度起源看节目生产,从节目的内容和样式看观众反馈。

      本文主要探讨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文艺节目的生产。中共以新代旧,倡导新式娱乐,红色演出一时间铺天盖地。但是,海量内容的生产并不容易,中共是如何完成的?此一问题既涉及到文艺的生产机制,也涉及到革命文艺本身的特点——即强烈的可复制性。第二,实践效果。后人观看革命戏剧,或感觉枯燥乏味,但对时人而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革命文艺都极具吸引力。第三,通常而言,娱乐应当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但革命娱乐却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导向性——观看者在嬉笑中深受教育。以后见之明观之,这样一种娱乐模式,深刻改变着大众的审美趣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限制,本文讨论的苏区空间,主要是以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

      一、革命娱乐的制度化起源

      苏区的革命文艺活动主要是指戏剧、歌曲、话剧等娱乐性表演活动,在当时又被称之为红色娱乐,或革命新剧等。苏区革命文艺的兴起与军事战争密切相关——主要为了是鼓动士气。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共一开始就有顶层设计的意识——后人视之为当然的制度,初创者可能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井冈山时期,红军整天东奔西走,四处游击,根本无暇顾及娱乐活动。士兵如何休闲,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当时的娱乐活动,多数只是在行军路上或战斗间隙唱些家乡小调,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注入,内容和形式基本囿于传统范畴。

      事情最初起变化,源于军队中的“民间艺人”。他们根据作战状况,随性发挥,即时编造一些顺口溜,博众人欢笑。如1928年5月,红四军打败杨如轩,占领永新县城,就有人编了《杨如轩带花潜逃》,此曲唱词幽默诙谐,主要描述敌人丑态,凸显革命浪漫精神。6月,龙源口大捷时,有战士发明快板,借以弘扬士气。④其他根据地也有类似情景,曾担任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的金如柏就回忆说:革命文艺节目最初没有剧本,“常常根据斗争情景,几个人一凑,编几句顺口溜,唱几支歌,就算演出了”;而且随着战斗频繁,此类节目越来越多,“常常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歌声”。⑤可以看出,革命文艺活动之兴起,并不是领导者有意为之,只是“民间艺人”利用传统戏剧的形式结构,不断注入自身生活内容的结果。这实际上并不稀奇,因为把日常生活随手拈来,整合进唱词,正是民间小调的惯有传统。

      随着革命小调的增加,事情进一步发生变化。井冈山时期,虽然娱乐节目中有革命内容,但基本上是士兵自娱自乐,没有引导性机制,更没有规范性约束。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土兵娱乐活动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最显著的表征是机构设置。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行军途中设置“工农运动委员会”,娱乐活动开始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与历史上很多事情一样,架构设立并不意味着内容落地。1929年9月,陈毅向中央报告时讲,红四军士兵委员会内有娱乐科,纪念日时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新剧、双簧、女同志跳舞、魔术等,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⑥向上级汇报,难免会多讲成绩;反而言之,面向下级讲话,就比较侧重提要求、找不足。同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向全军作报告时,态度完全不同。他说红四军中“革命歌谣简直没有”,“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可以看出,虽然是讲述同样的事情,但毛泽东与陈毅有显著差异。为何如此?与其说是判断不同,不如说是面对的情形不同。实际上,二人都把士兵娱乐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陈毅面对中央,重点讲成绩,侧重“有”的部分;毛泽东面对下级干部,重点是提要求,侧重不足的部分。但就事实层面而言,或可判断:通过娱乐活动培养士兵的革命意识,已成为中共领导层的内在自觉;但与此同时,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毛泽东才在古田会议上要求“充实士兵会娱乐部”。⑦总体而言,古田会议前后,革命文艺已有萌芽,但尚需纵深推进。

      其后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制度完善;第二,人员充实。就制度而言,古田会议后,与娱乐相关的机构普遍设立,最为重要者是列宁室。1930年10月,中央颁布《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正式设立俱乐部和列宁室,主要目的就是“有计划的切实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培养革命精神。其中,俱乐部以师为单位,是领导机关;列宁室以连为单位,是基本组织,具体推动各项工作。

      首先看俱乐部,它是领导士兵娱乐的最高机关,总负责人由政治机关委任,下设晚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墙报委员会、体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各委员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全面统筹检阅士兵文娱工作。从组织架构上看,俱乐部隶属于政治部,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列宁室归属俱乐部领导,是具体掌控、引导士兵日常休闲的直接组织。与支部建在连上一样,列宁室也是建立在连队上,共有6个组,分别是青年组、墙报委员会、识字组、体育组、游艺组、讲演组。其中,体育组下还分设球术股、劈刺股、田径股、武术股;游艺组下分设音乐股、化装股、杂耍股。⑧不难发现,分门别类的组织机构,几乎囊括了士兵一切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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