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3)12-0083-10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3.12.010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方式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技术逻辑的全面重塑。截至2022年年底，全世界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达50亿人，全球人口的60%是智能手机用户，人们日均花费在数字媒体使用上的时间达到4.8小时。①在私人领域，数字媒体使用超越信息获取与分享的单一需求，成为一种日常化和情感性的行为模式，人类并因数字技术的丰富可供性而永远摆脱了信息与交往匮乏的历史，整个媒体生态在海量个性化的“另类”生产者的参与中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②在公共领域，我们见证了最初作为便利工具的社交媒体服务的基础设施化进程，平台通过与不同社会范畴建立广泛接口的方式，以自身的规则改造传统服务模式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由是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都要依托平台生态施展并受限于特定的平台文化框架，这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文化公共性在当下与科技资本主义之间难以分割的关联。③正是在这样由技术革命所驱动的剧烈的生态转型中，新的文化抵抗实践被孕育出来并参与对日常生活的意义的重塑。 一、基础框架：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 我们将主要由数字技术的诞生、推广、普及和建制化所培育的媒介环境界定为数字媒体生态(digital media ecosystem)。它核心特征是：数字媒体技术作为“基本逻辑提供者”(the basic logic provider)为各类文化样态的出现创造条件并设定局限，而总体社会文化的健康与否则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和组织在多大程度上确保技术的“可控”。简言之，数字媒体生态既是令当下一切媒介文化观念和实践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也是不断对其表现和发展进行规训的核心约束机制。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数字媒体生态兼具解放性和压迫性，且两者如同硬币的两面一般不可分离。一方面，数字媒体高度开放性和民主化的传播架构为个性的伸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甚至使个人得以拥有与现实生活完全平行乃至截然不同的数字生活，各种类型的趣缘群体、另类主义和亚文化因此得到繁荣发展，于总体上强化了人类社会的参差和多元。④另一方面，数字媒体也在不断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致力于宣扬早期互联网革命所鼓吹的科技乌托邦主义神话，以知识和公共服务的普惠之名不断将私人和公共生活数据化，力图实现平台对人类行为、情感和关系的全面控制，并通过将个体参与的力量转化为民粹主义的方式建立由高科技公司所主导的新的文化政治。⑤ 数字媒体生态既“多孔”(porous)又“过度延伸”(overreaching)的复杂特征为当下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行为提供了新的框架，使一种建立在个体选择基础上的逃避主义(escapism)意识形态拥有了明确而积极的意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一种通过降低数字媒体使用频率与参与程度来表达对平台数据殖民的拒斥态度，并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前数字时代有机文化生活的媒介实践。本文即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的普遍性语境，分析数字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抵抗性行动方案的特征、潜能与限度，并基于文化生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其商品化蜕变过程进行反思，从而实现对“数字时代的文化抵抗”这一宏观议题的批判性考察。本文期望通过这项研究为我们从技术和文化的互动规律出发理解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困境做出理论贡献。 二、少即是多：数字极简主义的内涵 首先要说明的是，“极简主义”这个中文译法极易引发误解。从西语词根来看，minimal/minimus的释义更接近于汉语中的“减(少)”而非“简(单)”。在文化领域，极简主义主要被用于指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场文艺运动及其观念遗产，其要义是通过减少对繁复美学要素(包括词汇、装饰、功能模块等)的使用来为接受者更加积极的意义解读实践创造空间。因此，文化上的极简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主张自觉减少形式要素以确保人的文化能动性成为意义主要来源的审美意识形态。⑥ 数字极简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极简主义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延伸和发展，其核心观点，如其主要倡导者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所言，就是“在人与数字工具的关系问题上，‘少’往往意味着‘多’”。⑦在数字媒体文化研究的主流观点中，这一核心观点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第一，从个人福祉(personal wellbeing)的角度看，由数字媒体生态下庞大的信息流所催生的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与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等失序现象，已经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构成直接威胁，带来了焦虑、抑郁和极端状态的蔓延，⑧从而显著影响到人在社会中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破坏了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因此个体应当通过有意识地减少媒介接触或抵制特定媒介经验的方式来追求一种更加健康和自洽的社会存在；⑨第二，从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的角度看，重复性、低质量的媒介信息和去深度、无中心的媒介经验业已对文化进步(cultural progress)事业构成严重的破坏，导致了机构权威衰落、民粹主义兴起、暴力话语肆虐等深层文化危机，昭示出传统媒介元伦理在规范层面的乏力，因此整个社会理论都有“义务”重新发掘极简主义哲学观念的建设性价值，用其引导数字媒体实践并探索一种更符合理性与公共性法则的社会变迁模式。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