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审计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审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抓手。2021年财政部发布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推进审计工作的数字化转型作为提高审计质效、降低审计风险的重要手段；党的二十大也明确要求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靠党和国家战略、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来普及和推动，而国家审计是保障国家战略、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重要治理工具，理应更好地发挥审计治理效能，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技术与审计的融合，推动审计思路、审计领导体系、审计管理制度、审计工作方法和审计整改落地等审计工作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一方面，数字审计开辟了新的审计境界，数字技术工具的运用使得提供有限保证的抽样审计逐步转化为提供精准保证的全覆盖审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审计全覆盖的内涵更为丰富：既体现为样本空间全覆盖，也体现为样本发展变化过程的全覆盖；既体现为审计前的指导、引导、辅助的全覆盖，也体现为审计中的监督和审计后的评价、问责、披露和整改的全覆盖；既覆盖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效益，也覆盖被审计单位的社会效益和外部效益。另一方面，数字审计促进了审计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了新的审计范式。审计使命由经济监督扩展为包括经济监督、政策推动、腐败治理和社会建设等在内的职责。 随着审计职责使命的扩大和审计边界的模糊，以及对审计的高期望和高要求，特别需要一个严谨的审计理论体系，以指导审计实务在主责主业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因此，本文以国家审计为视域，结合国家审计的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剖析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从国家审计的不同目标或者目标体系中，透过现象目标，分析国家审计的初衷目标，以及数字化审计对国家审计初衷目标的演化规律，促进数字化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的大目标下实现审计理论和实务的高质量发展。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研究审计的经典理论，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研究审计规律的，力求通过审计这一外部机制对不信任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帮助委托人采取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手段对代理人进行管理。而数字化审计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工具和通用大模型等技术，在信任的基础上更多地聚焦于对代理人的指导和建设作用。因此，跳出经典的审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信任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大数据审计的底层逻辑，对认识经典审计理论的应用局限和精准理解大数据审计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经典审计理论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解释审计存在的理由和审计运行的机理，而本文基于信息对称的新场景，不但分析了新场景下经典审计理论的不适应性，而且拓展了信任理论的应用领域；第二，以往研究数字化审计的文献侧重数字化审计工具的运用，而本文跳过数字化本身，通过数字化构建信息对称的应用场景，从审计的初衷出发，探索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第三，相对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国家审计的大数据特征更为明显、数字技术运用更为成熟，本文以国家审计为视域探索数字化审计，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探索数字化审计底层逻辑的实现机理，探索的实现路径将更科学和严谨。 二、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对数字化审计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聚焦数字化审计的内涵，较少涉及数字化审计理论机理研究，更未尝试基于信任理论剖析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 1.数字化审计内涵的相关研究。数字化审计是将计算机运算技术运用于审计作业，学术界基于不同视角赋予数字化审计不同的内涵。 一是基于计算机运算技术发展趋势，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技术与审计结合的新理念。牛艳芳等（2015）从平台业务关键过程域及影响因素两个层面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为提高我国政府数字化审计平台运营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思路。鲁清仿等（2018）基于解构法律法规条款提出智慧审计概念，认为智慧审计是依托审计思维，借助计算机技术智能化完成审计分析、实现审计目标的过程。张庆龙等（2020）将内部审计数字化视为内部审计方法与流程的变革过程，通过数字技术运用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二是基于计算机运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优势，从应用层面研究数字技术进步对审计工作的影响。对审计供给方而言，数字技术的运用可能取代审计师完成可自动执行的审计任务（Issa等，2016），将审计师从大量重复和判断程度低的审计工作中解放出来（Huang和Vasarhelyi，2019），提高审计质量（Fedyk等，2022）；但同时也对审计师计算机能力提出了要求，培养具备审计和计算机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现阶段数字化审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审计需求方而言，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增长点，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组织结构变革风险（戚聿东和肖旭，2020）、金融系统稳定性风险（Danielsson等，2022）等技术进步冲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风险行为，对审计业务风险管控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促使内部审计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变（张庆龙等，2020），如何运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方法高效发掘数据价值成为内部审计人员面临的关键问题（刘杰等，2019）。 2.数字化审计理论机理的相关研究。既有文献碎片化地研究了数字技术进步对审计工作冲击的作用机制。在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企业行为证据，更引发了审计取证方法的变革（谢志华和程恺之，2023）。数字技术的运用提升了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风险（杨德明等，2020），审计重点由数据真实性转向数据及系统安全性（高廷帆和陈甬军，2019），在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分析三个阶段对审计人员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张悦等，2021）。耀友福和周兰（2023）基于供求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思维，发现企业数字化程度与年报审计师做出关键审计事项决策的谨慎性正相关。但是，鲜有文献系统地探赜数字化审计理论机理。房巧玲等（2023）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审计资源协调整合、审计模式优化和审计知识螺旋上升三个维度证实了国家审计信息化赋能地区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胡扬等（2023）基于技术信任视角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国家审计中的应用，认为区块链从技术层面弥补了制度信任视域下国家审计的不足，增强了政府与社会间的信任，促进了国家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