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黄友义2022：158），文学译介领域逐步形成了“中译外”与“外译中”并重的新态势，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凸显。我国译学界充分关注这一根本性变化，聚焦中国文学外译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实践批评与理论探讨。目前来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涉及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拟译文本选择、译本生产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等，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学外译的相关讨论仍有不少方面亟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中译外实践中的翻译方法、读者接受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有待澄清，某种绝对化、功利性倾向值得警惕；围绕中译外活动反映出的诸如翻译原则、价值、伦理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译学界虽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理解上仍有明显分歧；中译外研究较集中于文本批评和个案探讨，而对于文学译介生成过程的整体性把握显得不足。鉴于此，译学界应一方面持续、深入地关注中译外实践，深刻认识文学译介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聚焦问题、拓展视野，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与反思，力求在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进而有效推动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 2.直面中国文学外译的核心问题 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如学者所言，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不仅是翻译方向的转变，“也是翻译策略、方法、规范、目的、立场等方面的转变”（陈大亮2023：81）。因此，中国文学外译在其所引发的普遍关注中不断引发观点的交锋，且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体现新方向、承载新意义的文学译介活动实际上向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实践和理论要求。例如：“中国文学是否有必要主动走出去？为什么要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与传播？应该优先选择怎样的文学作品向域外译介？译介是否应该恪守忠实性原则？如何从世界文学构建的高度去看待中国文学外译？如何认识中国文学特质？中国文学外译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许钧2021：72）这一个又一个疑问，既指向中译外实践，又深深触及了文学翻译与传播的核心问题。开展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译学界应增强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来激发新的思考。 （1）翻译定位问题。近年来，针对翻译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文学外译肩负的历史使命，学界提出应该重新定位翻译。“重新”意味着以发展的目光观照翻译，一方面超越始终处于变化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探索翻译内在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则立足时代变革，思考翻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应发挥的作用。定位翻译，首先在于把握翻译的本质。从狭义翻译过程来看，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符号转换性，只有对此有充分认识，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翻译所具有的开放与创造精神。在《翻译论》中，许钧（2003：69-74）对翻译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这一论述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学界对翻译本质的共识。在近年针对重新定位翻译的思考中，许钧（2015：9）强调“要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有必要先谈符号问题”，并明确指出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符号转换性。在他看来，“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拓展的是人类的思想疆界，促进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翻译，人类的文化得以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如此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翻译的重要性”（许钧2015：9）。在目前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学外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或急于求成的心态的情况下，明确把握翻译的符号转换性这一本质特征，应该说有特别意义，有利于克服因功利性认知或工具论而使翻译之用被窄化的倾向。从广义翻译过程来看，文学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生成性。“生成，贯穿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它是译作从无到有的一种生成，是翻译不断抵抗不可能性的一种生成，也是原作超越自身走向生命拓展的一种生成。”（刘云虹2022a：598）中国文学外译不是一时的热情，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并一直“走下去”，真正地、长远地发挥文学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基于这样的根本诉求，从翻译生成角度认识并考察原作新生命的诞生、译本生命的传承及翻译自身的成长，推动中国文学得以更有效地译介与传播，便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定位翻译，还在于确立翻译的价值。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下，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伴随着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挑战、引发的争议，翻译价值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各界的充分认识，甚至遭受了某种诘问。即便在与中国文学外译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学界，也不难听到针对翻译的质疑之声。如有文学批评者认为，文学译介过程中，经过翻译家的“改头换面”，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沦为某种“象征性文本”（李建军2013），故而西方人通过译本所读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功利性倾向的存在使得学界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对翻译根本价值的把握不足，“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即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来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许钧2017：2）。因此，如何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中彰显翻译应有的价值，这是对翻译进行定位时需面对的问题。立足翻译推动文化沟通、文明互鉴的使命与担当，我们应将翻译视为“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许钧2015：9），以推动中外文化在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来思考翻译究竟何为，建立科学的翻译价值观以引导翻译实践，促使翻译真正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交流的使者。 （2）翻译方法问题。“如何译”是翻译实践的基本问题。围绕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尤其是葛浩文在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尽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翻译界、文学界和评论界存在差异性认识，甚至有彼此对立的观点。究竟选择原汁原味地再现原文，还是采取所谓“连译带改”式的翻译方法，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外译中一个重要且亟待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翻译方法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就过程而言，它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语言或技术层面，方法的选择涉及语言、文本、时代语境、文化关系等多重因素，具有不可简约的内在复杂性；就结果而言，它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翻译层面，尤其是狭隘的功利性文本接受层面，而应被置于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要从促进中外文明的对话与融合这一根本目标出发，来检视方法的运用及其产生的译介效果。应该看到，翻译方法的运用虽直观地体现于译本生产，但就方法所依赖的时代语境与主体选择、所决定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所影响的文学接受与文化传播等层面而论，文学翻译整个生成过程及其相关要素，实际上无一不与翻译方法有着紧密联系。进一步来看，翻译方法不仅参与翻译生成的各个阶段并在其间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翻译场域内各种关系的建立，包括文本关系、文学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文学翻译生成全过程，基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评判翻译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实现原作新生命的构建；第二，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译本生命的传承与丰富；第三，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有助于翻译自身成长空间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