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1998：211），严复“信达雅”的翻译准则随着他“达而雅”的译文在学界广为流传，而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早就引起关注。瞿秋白曾经批评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瞿秋白1984：216）。王佐良认为，严复是为了给西方文化这粒“苦药”涂上“糖衣”（王佐良1984b：483），让守旧士人乐于接受西学。王宏志认为，严复的不信“显然是一种故意选择的结果”（王宏志1999：87-88）。有不少学者（沈苏儒1998，赵巍2019）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严复的翻译策略，但对于严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希望借助新的理论视角做出更为透彻的评判。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已颇具规模，涉及译者研究、过程研究和译作研究，其中尤以历史语境中“社会行动者”的研究为重点。译者作为具体历史语境中社会化的主体，在参与并决策翻译的过程中全方位地展示翻译丰富的社会维度。Hermans（赫曼斯）认为，布迪厄社会学的“场域”及“惯习”理论，特别是他的“惯习”理论对于研究译者大有裨益（Hermans 1999：13）。在历史上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译者惯习能够说明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动态互动，对于同一客观历史语境下译者的不同实践，同一译者实践方式的历时变化，特别是实践与理论的貌合神离，都能做出更好的解释。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场域—惯习”等社会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对严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解释，同时为社会实践论在翻译史研究中的系统运用提供不同的路径和思考。 2 翻译的跨场域特征 社会实践论最主要的方法论特征是语境论和关系论，即在具体语境中，从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实践。以此观之，翻译的场域不宜确定。Wolf（沃尔芙）认为，场域概念在解释翻译现象的时候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为翻译活动的人际关系变动不居（Wolf 2007）。Heilbron（海尔布朗）认为，翻译实践应该放在翻译所涉及的不同领域里来进行研究，如文学翻译应属于文学场域（Heilbron 2007）。 翻译是基于原文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场域的活动，需要在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带进行沟通、协调，牵涉的关系较为复杂。翻译不仅涉及权力场域、文化场域、翻译场域之间的竞争，还牵动着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权力较量，存在着民族文化层面的竞争和博弈。Lefevere（勒菲维尔）指出，“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用来应对所谓‘他者’文化而制定的一种策略之一”（Lefevere 2001：13）。译者必须是“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因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1984a：2）。翻译首先受制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认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重估以及对比之下形成的文化价值判断。这种文化关系既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是由文化精英无数的个人文化意识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文化意识，是一个充满差异、矛盾、悖论的多维思想意识形态。因此翻译首先属于文化场域，受制于文化场域的惯习。而翻译场域由文化场域派生而来，是文化场域的子场域，具有不稳定、不自主的特征。翻译实践主要受制于文化场域的惯习，而翻译理论除了受制于文化惯习，还主要受制于翻译场域的自身逻辑，即原文（作者）和译文（译者）的关系。以此观之，翻译实践与理论，特别是创造性的翻译实践及其理论表述经常是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的。 3 严复在晚清文化场域中的文化惯习 晚清的文化场域受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权力场域主导，文化场域的惯习主要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强弱及其引发的文化优劣关系。在晚清的“千年变局”之中，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使中国主权逐渐丧失，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殖民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新学，面临严重危机，文化认同与民族存亡、国家独立相互纠结，华夷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敏感。从1861年到1894年的三十余年间，洋务派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先后出现过“西学中源”“中本西辅”“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不同提法。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后，“中体西用”的观点日渐流行，成为中国文化界面对西方文化的共同惯习。“中体西用”最早由洋务派冯桂芬提出。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2002：57）。“中体西用”源于中国古代的“内外服”政治统治制度和“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民族文化观念，同时适应晚清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需要，借助“主辅”“道器”“本末”等概念建构一个以儒家道德哲学为主体、兼容西方实用科技的共同文化惯习。它由晚清中国文化精英的历史积累、行为逻辑、资本结构等共同构成，代表面对西方文化，儒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成果，是晚清的主流意识形态。1895年甲午战败，洋务派的救国方案以失败告终，旧的社会结构受到致命冲击，文化场域内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权力较量加剧，呈现分道扬镳的态势。“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焦点有所转移，从早先强调“西用”以反对守旧派，转而强调“中体”以维护名教，反对维新。 惯习是个人的、主观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群体的，惯习是社会化的主观性（Bourdieu，Wacquant 1992：126）。由于个体在文化场域内的位置不尽相同，社会轨迹不同，资本占有也有差异，个体惯习跟群体惯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对严复特殊的“社会轨迹”进行考察，就显得至关重要。 1859-1866年间，幼年的严复接受了以《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中学启蒙教育。1866年，由于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严复不得已放弃科举“正途”，于1867年通过考试，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在此期间打下深厚的英文功底，接触到西方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并逐渐具有迥异于时人的中西文化知识结构。1877-1879年，严复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官派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航海技术，在此期间为探索西方走向富强的道路，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方面的学术著作，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中西文化资本的双语翻译人才。自1880年起，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但因为没有功名，只能做一名技术官僚。自1885年起，严复不得已转攻八股，重拾科举求仕的“正途”，但屡试不第。直到1890年，严复才被提拔为北洋水师总办，但后因与李鸿章失和而不受重用。甲午战败后，严复开始探索如何才能突破西方的器物技艺，谋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新方案，对“中体西用”的文化惯习既有吸收又有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