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语素存亡是指语素的传承与消亡，能在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语素为传承语素，反之则为消亡语素。在语素研究中，大多关注传承语素，对消亡语素及消亡词关注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力提出古语消失的四种类型：一是古代事物现代已经不存在了；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①其后对消亡语素（词）的研究基本沿用此框架增减，或就其中某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此外，罗常培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指出，要“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并谈到词语消亡与社会发展的关联。②申小龙③、苏新春④、邢福义⑤在论述“语言-文化”关系中也对消亡语素有所涉及。但在具体研究中，基于“语言-文化”进行语素消亡的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选取“牛”“马”“羊”三个物类作为研究语素存亡的切入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言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中探讨语素存亡问题。由于物类是对事物类别的归纳和划分，语言中的物类划分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民族的集体经验密切相关，物类视角更能够体现生活经验、社会观念、民族文化与语言发展之间的互动。 本文选取《说文解字》作为研究材料的来源，因为《说文》是中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收字代表了周秦时期的书面语字词系统，也基本代表了汉语文言字词系统。因此，将《说文》收字与现代汉语辞书收字进行对比，可以较好地研究和观察消亡语素的相关问题。此外，《说文》部首也为我们从物类视角观察语素消亡提供了便利。 二、《说文》中设词密度对比 王宁提出“密度测查”，并以牛部为例，指出“在同类语义场里，词语密度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例如，在《说文解字》中，牛以岁龄分的词有4个，以毛色分的词有11个。而汉代以后的常用词里，它的密度逐渐减少，这是随着祭祀、图腾标志与畜牧业的社会作用减小而改变的”。⑥“密度测查”反映了某一具体的物类，和人类生产生活愈为密切，其内部便不断划分下属类别，形成新的概念，词汇密度表达增高；反之，和人类生产生活愈为疏远，其原有的内部划分便逐渐消失，旧有概念不断解构，词汇密度则相对降低。 在《说文》中对牛、羊、马部收录的单音语素进行下属义类的分析，其占比在前三位的分布为： 牛部：品类划分（27⑦）＞状态行为（9）＞与牛有关的人类行为（7） 马部：品类划分（43）＞状态行为（41）＞与马有关的人类行为（9） 羊部：品类划分（15）＞状态行为（4） 在《说文》语素的总设词量上，三个物类具有相似性，即在品类划分上设词密度最高，因此，本文要立足“品类划分”语素来讨论相关问题；在品类的具体划分标准上三部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密不可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来看设词的差异。 第一，毛色外形的凸显程度不同 牛的品类上设词主要集中在毛色外形上，这与牛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农耕和祭祀功能相关。在农耕生活中，毛色、外形也是选择牛的品类的重要特征。在祭祀时牛的毛色是否纯一、体态是否完整，均是祭品等级的表现。马在古代则主要用于运输和战争，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古人对马的观察非常细致，反映到语言上就是描写其外形的语素数量众多、区分详细。和牛、马相比，羊在外形和毛色上设词不多，一是因为羊作为物类，毛色区别不大；二是因为羊在古代主要功能是膳食和祭祀，而在祭祀中，其重要程度远次于牛。 第二，年龄大小的设词标准不同 在这些语素中，《羊部》的“羜”“羍”“
”有文献用例，例如《诗经》中的“既有肥羜，以速诸父”。《牛部》和《马部》表年龄的语素在文献中用例极少，基本均出现于字书之中。尽管如此，这些语素能够收录在《说文》中仍旧体现了其与古人生活密切的关系。而《牛部》《马部》和《羊部》的区别在于，前两者是以岁龄来命名，后者是以月龄来命名。由于牛、马的主要功能不是食用，一般畜养时间较长，不会主动屠宰，不同年龄的牛、马在具体的农耕和战事中使用的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就有了对牛、马以岁龄为标准的细致区分；而羊主要供给肉食，养殖时间较短，因此对其年龄的具体描写以月为单位。 第三，分类中凸显的使用功能特征不同 在《马部》中，有的语素是直接以马的优劣程度来命名的。如“
，骏马⑧”“骥，千里马也”“骏，马之良材者”“骁，良马也”。还有的语素是从马在驾车中的位置进行区分，如“驸，副马也”“騑，骖，旁马”。在《牛部》中，也有专门为祭祀而设的词，如“牺”，《说文》训释为“宗庙之牲也”。 实际上，除了品类划分的标准体现了不同物类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不同，在行为状态上，同样可以看到差异，例如《羊部》，由于羊通常是群体放牧，所以对其行为的描写含有群体特征。例如：
。由于行为状态不是本文的描写重点，不再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