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育政策研究范式、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的新进展

作 者:
余晖 

作者简介:
余晖,男,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批判教育政策研究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近10年来,该流派对自身研究范式进行了元反思,重审批判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批判性”与“社会学”属性,并构建唯物主义后结构主义政策分析路径。在理论视角上,突破批判理论传统,构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概念框架,确立“政策实施”分析框架,引入人文地理学和生物-社会等新兴理论视角,深化时间社会学等传统概念视角。基于全球化、资本市场与技术变革背景,该流派形成国际教育测评、全球教育要素流动、教育商业化与资本逐利、教育竞争异化、数字教育治理等五大新兴问题域。推动批判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深层动力是对理性主义的超越,其实质是对政策过程中偶然性、失序性和非预期性因素的接纳。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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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教育政策研究(critical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该流派承袭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理论传统,依循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方法论,以解构教育政策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为分析取向,超越传统公共政策学研究的“经验-技术”分析视域,推动教育政策研究从单纯“为政策而研究”转变为兼顾“对政策进行研究”。自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虽持续关注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进展,但对其最新发展尚未系统梳理。批判教育政策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系统梳理该流派近10年来(2013-2022年)在研究范式、理论视角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学科建设提供启示。

       一、批判教育政策研究近10年的知识增长

       梳理特定学术流派的理论进展通常可从代表性学者、代表性刊物、代表性著作、代表性机构、代表性学会等方面综合开展。其中,代表性刊物所刊发的论文(特别是专题组稿)最能够体现该领域的知识增长点。与学术期刊相比,学术著作的出版周期通常较长,在反映学术热点方面具有滞后性,同时多数学术著作的核心观点通常先以期刊论文形式发表,此后才收入著作。因此,对特定领域代表性刊物的分析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该领域最新进展。

       批判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刊物包括《教育政策学刊》(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话语:教育文化政治学》(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批判教育研究》(Critical Studies of Education)、《英国教育社会学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这四大刊物在2013-2022年间刊发了33组教育政策主题的专辑(见下页表1),包含200余篇论文,涉及300位余名学者。以上专辑多由批判教育政策领域权威专家或新锐学者策划组稿,论文作者多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因此能够集中体现批判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近10年的知识增长状况。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文献资料为表1所示的33组专辑(共计200余篇论文),以及近10年来相关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和会议论文。同时,笔者自2013年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批判教育政策领域代表性学术机构)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围绕该领域的研究范式、理论资源和关注议题共计访谈22位国际学者。上述学者分布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且多为前述专辑论文作者,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分析素材。

      

       二、对研究范式的元反思

       近10年来,批判教育政策学界对批判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取径进行了自觉反思,在坚守传统底色的前提下进行适度革新与超越,重审批判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批判性”与“社会学”属性,并尝试构建唯物主义后结构主义政策分析路径。

       (一)重审批判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批判性”与“社会学”属性

       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范式为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其核心是批判社会理论、审辩式思维和反思性立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社会学与教育政策研究的汇流催生出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构成了批判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1]在这一理论流派创生40余年之际,《批判教育研究》推出了“政策社会学的演进”专辑(2021年)。[2]该专辑论文并非针对特定政策问题或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对批判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自觉反思的理论探讨,其核心是新的时期应如何把握“批判性”的尺度以及拓展“社会学”的维度。

       站在学科发展40余年的历程节点上,批判教育政策研究者重审政策社会学研究的“批判性”问题,针对“政策社会学何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一反思加深了学界关于“批判性”在政策研究中的意义之思考,明确了政策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定位(指向对政策的研究)及公共知识分子定位(指向对公共政策的解读)。换言之,政策社会学者既不是决策者的智库,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幕僚,即不以直接从事决策咨询和政策规划为目的。由此,政策社会学跳脱出“为决策而研究”的框架限制,拓展了研究者批判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在对政策社会学之“社会学”属性的审思方面,学界重点探讨了“政策社会学”的去标签化问题。即批判教育政策研究是否应当以社会学理论资源为根基?对于政策社会学4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显示,尽管这一流派孕育于新教育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浪潮,因而带有鲜明的社会学烙印,然历经多年发展其跨学科属性已日益增强。“政策社会学的演进”专辑指出,政策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已经历三个时期的变迁:从创立初期倚重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等学者的“经典性”社会学理论,到21世纪后从政治学、哲学和政策科学的交汇点上引入后殖民理论、批判种族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及政策组合理论等资源,再到近10年来引入新兴的时间社会学、地理学和生物-社会等新视角。这一变迁历程与批判社会学理论范式自身的扩容和革新同步发生。换言之,今日的“批判社会学”已不再是单一学科的概念术语,而是一个以批判反思立场和解放品格为纽带的跨学科“理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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