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教师的工作方式乃至教师的存在，对教师的身份、教学认识、自身价值形成挑战(张务农，2022)。教师存在问题正日益转化为教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技术降临—教育变革—教师发展的应对逻辑中，教师一直停滞于技术扩散的末端，被动地适应技术的发展。重塑教师与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刘革平等，2023)。这就有必要从存在论的维度审视教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追问教师存在的“真相”。教师的存在涉及对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教师与技术工具的关系、教师需要什么技术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一追问可以间接回应技术时代如何定义教育和教师、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成长、技术何以推进教育变革等时代重要问题。 一、教师存在的本质 自计算机问世后，机器与人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开始进入科学的社会智慧替代个人大脑思维器官的时代(朱巧玲等，2017)，出现了维纳(2009)所说的“人脑的贬值”现象。主流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正从三个层面影响教师的存在：一是人工智能取代教师作业批改、学生信息反馈等重复性、机械性工作，进而改变教师的存在方式；二是人工智能从事教师传统的知识教学，从而在教学层面全面取代教师的存在；三是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取代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的替代关系，在教育人类学的意义上挑战了教师的存在属性和存在方式，逼迫我们从人的本质特征入手重新审视教师存在的本质和方式。 (一)教师存在的本质特征是身体的使用 智能技术工具对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部分替代正在挑战传统的人机关系，“人类不再是作为使用工具的动物来主动发挥作用，而是成为被动地为机器服务的动物”(芒福德，2008：496)。人类从工具的主动使用者到机器的被动服务者的变化，从根本上颠覆了关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人类存在本质特征的认识，折射出我们从“人机(工具)关系”定义人的本质所存在的视域盲区。长期以来，我们过高估计了技术工具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大脑驱动的身体，即发明语言、文字符号和制造使用工具的身体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驱动者。正因为拥有了身体，人才能够推理、联想、学习、分析、想象、创造，才能够驱动机器工具，与世间万物交互。定义人存在的只能是人本身而不是外在的技术工具。如果一定要从使用工具的维度定义人的存在，决定人存在的“工具”也只能是由大脑驱动的身体。基于此，芒福德(2008：500)创造性地将人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卓越的使用头脑、创造符号和自我控制的动物”。教师需要的必不可少的技术，应该是驱动身体、使用头脑、操作符号的生命技术。教师源初性地依赖身体“躬耕”于教育中(敖峰，2022)，包括驱动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等，这些被加拿大物理学家富兰克林(2019：10)称为“最重要的”技术。因此，教师应该被定义为身体的使用者，而不是工具的使用者。如果以身体的使用者的存在本质审视“人工智能取代教师进行知识教学”“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会取代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等观点就会发现，决定某类教师能否被取代或淘汰、判断某一教师优劣的不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而是以理解、尊重、关怀、唤醒、参与、对话为核心的身体技术。教师只会因没有较好地使用其头脑和身体而被取代，而不会因没有使用人工智能或别的什么技术工具而被取代。期望某种技术工具推动教育变革、取代教师身体性存在的主张，无不是基于“人是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这一论断得出的对工具教育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教师存在价值的贬低。 (二)教师存在方式的身体属性 教师的身体作为工具性存在，不同于机器工具的地方在于其具有心理能量调节的功能。教师通过身体对学生产生影响，同时也作用于学生的身体，完成对学生的身体塑造和心理能量调节，这是教师存在的“身体基础”。心理能量的调节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和主要方式，人与人之间、身体对身体的影响以及提升影响效果的生命技术是人类文化、生存模式、教育产生的根本原因。师生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是心理能量的交流和使用，外在技术工具的使用也以辅助心理能量的交流为目的。研究表明，大脑具有可塑性，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19)。人身体的局限性和可塑性决定了对人的存在产生影响的技术必然是通过身体、作用于身体的技术。教师存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教师是教育技术必不可少的主体，教师以身体技术的方式存在。作为生命体的教师个人就是进行教育的“精巧设备”(芒福德，2008：505)。教师存在的价值取决于教师身体工具性作用的发挥。教师使用的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等技术工具的价值主要是与学生建立交流、传递、表达的传播机制，教师育人机制的发挥某些时候要基于表达、交流、沟通的传播机制的支持，教师存在的育人功能起始于传播机制，但不止于知识传播，教师育人追求的是在交流、表达等传播机制发挥作用后所显现的教育性效果。学习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经验，需要与他人共同完成，以及通过与同伴和老师进行讨论及辩论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40)。传播媒介的交流、沟通机制虽然有助于推动学习进程，但不能自动产生教育效果，其作用需要通过教师的身体转换彰显出来，它们加持在教师的身体之上，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表达更有效益。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沟通过程中的身体性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不能取代教师的身体发挥教育作用。如果说存在某种技术工具对教师的替代关系，那也是技术工具之间的升级、替代，而非技术工具对教师身体的替代。 (三)教师存在方式的整体性特征 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的方式决定着教师的存在方式。人的教育方式更像是农业的生长模式而不是工厂的生产模式。人的成长是生成性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对人的成长，教师能做的就是“发现对生长而言最适宜的条件，并努力满足这些条件”(富兰克林，2019：33-34)。教育是一个生长进程、一个整体性进程、一个无法被分为各种严格按规定执行的步骤和进程(富兰克林，2019：36)。教育不能像工厂的生产流水线那样分成若干步骤、工序，将不同的步骤和工序交给不同的人或机器完成。教师的教书育人、教育责任、师生关系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任务，教育不适合按照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来规划和运转进而成为技术工具的世界。教师的存在是一种整体性存在，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学生通过知识学习同时获得高阶素养、情意态度、价值观的提升，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情感态度、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育人是隐含在教书背后的，教书与育人是教师存在方式的一体两面，具有同步性、共时性，不能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也没有先后的次序。教师存在方式的完整性保证了教师决策的正确性，这些决策本身也是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存在的整体性基于人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人的教育是整体进行的，不可把一个人的道德、情感、精神等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分别进行，不可“把人性及其品质的提升降低为对人的部分功能的训练”(金生鈜，2019)。现实中，我们却正在力图运用规范性工作和分割式工作来设计教育、按照生产模式来运作学校，将本应该以整体性方式完成的教育活动按照规范性任务来完成，将本应一人完成的教育工作分为不同的次级任务分配给不同的人或技术工具完成。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工具替代教师的存在，这也是历次工业革命所发生和运行的逻辑，甚至可以说，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规范性技术取代整体性技术的革命，而人们也一直期望教育能发生这种规范性技术对整体性技术的革命，以改变教师的工作方式和存在方式。将知识教学的工作交给智能机器，教师负责育人，这种对教学与育人的分割是反教育、反学习的。教育过程作为整体性任务只能由教师运用整体性技术整体地进行，不能分割为不同的工序、按照生产模式交给机器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