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强国的形成往往是理论先行、思想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华社，2022)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一套解释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重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创新和知识创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内核和原始基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构建处于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的结果。面对“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的时代困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已成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自信自强、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重大问题。与科技自立自强一样，人文社会科学要重视“学术芯片”能力建立，构建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战略任务，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项前提性条件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就要求教育研究者从非反思性的盲从者转变为反思性的自主研究者，构建“自我—授权”的自主知识体系(吴晓明，2011)。 一、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122页)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形态，也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和知识体系。“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泉。20世纪初因师范教育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1901年我国编译了第一本《教育学》，并开始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由此算来我国教育学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在百余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教育学多次出现“整体式转向”或“推倒(或抛弃)重来式”的“发展”，这是造成中国教育学学术积淀薄弱、原创力匮乏的重要原因(叶澜，2004)。这种中断或断裂也是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决绝方式对抗西方化和全球化冲击的无奈之举，几代教育学人在本土化实践中艰难赓续中国教育学的文化血脉，并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教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当代中国教育学的知识脉络中。 (一)追求民族性与继承性是教育学知识建构的主线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是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初，在“废科举、兴学校”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西方现代学制和学科分类体系移植和嫁接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上，把中国传统学术强行纳入西方“认知”性的学术范畴之中，中国传统的“六艺”和“四书五经”等学科分类体系以及《论语》《学记》《师说》等传统教育思想，都要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理性认知逻辑进行改造，从而造成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人为中断。从1901年到1949年，德国的唯理论教育学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先后成为我国主导的教育学思想。从1949年到1977年，先是“一边倒学习一本书”(凯洛夫的《教育学》)，继而批判一切(欧美、苏联和中国传统教育学)和中断一切后，封闭地探索自己的教育学，但由于知识积累不足，教育学成了“政策方针汇编”或“语录”。多次的推倒重来切断了教育学的知识和文化基础，消解了学科的自主性和合法性。 从1978年到2001年，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学界广泛引入欧美和苏联的教育学思想，围绕教育目的、本质、规律展开大讨论，开创了教育学“一个时代的集体荣耀”(周作宇，2018)，涌现出陈元晖、黄济、潘懋元、瞿葆奎、汪永铨、李秉德、王道俊、王汉澜、鲁洁、王承绪、顾明远、叶澜、裴娣娜、朱小蔓等一大批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这一时期的学者编写了大量教育学教材，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教育学分化出众多分支学科，从单数教育学转变为复数教育学，并开始了元教育学的探索。同时，在“教育学终结”和“沦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的深刻反思中，教育学的“学科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从2001年到2012年，随着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中国教育学从形而上的学科建设转向问题导向的研究，围绕微观领域的课程教学和学生素质问题，在借鉴欧美教育学新理论的过程中，通过介入基础教育改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性。在知识与能力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钟启泉和王策三关于课程改革的“钟王之争”。 从2012年至今，我国教育综合水平不断提升，教育学科建设投入不断增长，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随之增强。西方教育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中国教育实践，甚至曲解和误导中国实践。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民办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市场化理论和学分制改革等，在中国存在明显的“水土不服”问题(邬大光，2020)。在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对话交往中，被遮蔽的中国教育传统和教育智慧不仅是构建自我认同的安身立命所在，也是为世界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的思想源泉。扎根中国大地是自主知识生产的现实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明确提出要加快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2022年4月又进一步将之归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新华社，2022)，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追求时代性与原创性是教育学创新发展的动力 没有中国自主的教育实践，就没有中国自主的教育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的民生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随时代变迁而日益凸显。1961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不足，建设中国教育学缺少条件。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们破解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教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靠支撑(冯建军，2021)。1978年开始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冲破了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思想禁区，随着教育“三个面向”的提出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教育的经济生产功能逐步凸显。围绕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大讨论随之展开，面向知识经济的素质教育理论被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政策。进入21世纪，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围绕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和群体的四大教育差别，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抬高，随之出现“教育民生”“教育公平”等理论创新。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教育扶贫”理论功不可没。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教育追求的目标，由此形成的“立德树人”理论成为中国教育学的新标识。同时，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强国理论和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理论，重塑了教育的功能理论和教育知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发展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时空压缩”的急剧变革中，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教育学知识创新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基础。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生成既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也推进了中国教育学知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