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大家的马寅初，其货币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对马寅初货币思想还没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1]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问题严重，马寅初认为辛亥以来，财政金融有三滥，滥借内外债、滥铸铜元与辅币、滥发纸币。[2]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币制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当时马寅初就已经指出“金融问题是中国目前极大的一个问题”。[3]马寅初在当时曾列举了中国九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有外债、内债、币制、银行、国际贸易、交易所、信托公司、会计、关税问题。[4]其中七个直接涉及金融问题，币制问题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可见当时货币问题在经济发展中以及在马寅初经济思想中的重要位置。马寅初还指出，“吾国经济事业如运输、会计、工厂，几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无足述者。其最堪令人注意者，莫如财政与金融。以故吾国之经济学者，讨论研究，均不出此两问题范围之外。”[5]“币制不改良，商务就永远没有发达的希望。”[6]随着马寅初对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与体察，他对货币问题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认为“现代之生产以物价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7]据此，在其后来所著《通货新论》一书中，他写道：“通货问题，乃各种经济问题之根本所在。”[8] 因为近代中国货币问题的复杂与重要性，使得马寅初力图利用所学的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对中国的现实金融问题进行研究，并建立起中国本土货币学理论体系，最终为中国货币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出路。 一、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批判与借鉴 (一)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批判 马寅初在国外留学及之后回国期间，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经济金融学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学习与研究。在对西方货币理论和经验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批判。 1920年代的中国学府中充斥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书籍，“我们在学堂里读的都是外国书，什么算学、商学，没有一本不是外国书”，对此种现象，马寅初认为这是研究这些学说的中国书籍太少导致的，但“外国的书讲的都是外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外国人是不清楚的，要是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那么就没有人去研究了”。[9]作为一个海归学者，马寅初对西方的货币经济理论与现实有着深入的了解，但他主张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反对生吞活剥地借鉴西方货币理论，观察解决中国问题。他指出“中国金融的恐慌可否用外国所用的方法来救济，确是我们读经济学者必须研究的问题”。[10]对于盲目借鉴外国理论与经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他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在中国金融制度的下面，不可抄袭外国所用的方法来救济市面。”[11]在他研究解决中国金融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也总是在选择介绍西方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将西方金融理论与经验同中国金融问题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研究，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货币问题需要有谨慎的态度，“需要学者与实际办事人互相研究，也就是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才能成功。”[12] 近代中国币制混乱，银币铜币质量良莠不齐，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西方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之格莱森法则，马寅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法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适用之场合为“1.新旧币并用之时；2.有法货资格之不换纸币与硬币并行之时；两种金属并用之时”。[13]而格莱森法则不适用之场合为“1.恶货为其社会否认而被拒绝使用之时；2.良货恶货之额均属有限时；3.良货有限恶货无限而当实业勃兴之时；4.良货恶货均属无限而当货币需要大于供给之时”。[14] 币值的稳定对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对于当时流行的西方货币数量说马寅初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购买力平价说建筑于货币数量说之上。[15]对西方流行的货币数量学说，马寅初指出发行钞票之理论，有银行派与通货派。通货派以货币数量说为依据，通货之流通量增大，足以提高物价。银行派则主张钞票之发出，皆由真正之商业需要。[16]对货币数量学说相关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马寅初也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费雪用增减美元含金量的办法稳定物价是注重救济已然之物价，不顾汇价，且容易引发投机，凯恩斯则防患于未然。[17] 对西方流行的货币中立说，马寅初也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立性货币即所以除去货币变动影响之方法也”。[18]他认为“欲使投资等于储蓄，应使物价不致上涨或下跌，似应采取稳定价格说，不应采用中立货币说”。[19]“吾人不能否认稳定物价说之困难，但比较之下，其困难远不如中立货币说之甚，宜其为世人所推崇也。”[20] (二)对西方货币理论与经验的借鉴 马寅初对当时西方重要的货币理论学说与经验不仅大量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还结合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主张。 广义的货币也包括信用货币。信用是货币金融问题的根本。马寅初认为社会经济可分三期，物物交换、货币、信用。[21]信用制度为市场交易的核心，“货物与信用进行的方向是相反的”，“有了信用货物方能流通”。[22]信用工具之最要者，为钞票与支票。[23]他研究了近代西方市场的经验，指出“钞票在欧西能够为救济银根的紧急方法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大概能不能的问题，在于信用制度的好不好。信用制度好，钞票就可以当做救济恐慌的办法”。[24]“钞票之准备率，多数国家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25]马寅初对比研究了中西方金融信用的不同，指出西方研究信用的学说最著者有两种：一个是英国人梅克利奥特(Maclcod)，一个是德国人克尼司(Knies)，梅克利奥特的学说就是信用可以制造资本，信用就是资本。[26]马寅初认为“中国存款与钞票非由贴现发生，乃由放款发生者也，此中外信用制度不同之处也”。[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