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农户生活水平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相关研究从人均粮食产量、人地压力、工商业发展、收支问题、农业生产技术等多方面对近代农户的生活水平展开讨论。所论区域从华北到长三角乃至全国，其中又以刘克祥、郑起东、夏明方、慈鸿飞等人对华北农户生活水平的争论最为激烈，并大致形成农村“经济发展说”和“经济停滞说”两大阵营。①农户生活水平的衡量由此嵌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更大背景下讨论。持“经济发展说”的学者主要诉诸于马若孟、吴承明、史建云等人的观点。马若孟(RamonH.Myers)利用卜凯调查资料分析了1910-1930年间河北、山东农户的地权分配、作物种植、村外就业以及商品市场的发展，认为除去饥荒、战争等偶发因素的影响，多地农户生活水平均有提高。②吴承明肯定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整体上有一定的发展，基本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③史建云注意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和专业分工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④主张“经济停滞说”的学者主要引用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即华北的农业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提高，农业经济处于停滞水平，这一论断基本与伊懋可(Mark Elvin)对1800年之后的中国农业发展的判断相似。⑤此外，人口压力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也进一步支撑了“经济停滞说”的观点。人地比例的下降和人均粮食产量降低均证明了农村经济的衰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⑥ 在华北农户生活水平的讨论上，虽然争论者各执一词，但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郑起东提出的应重视定量分析和纵向比较，单纯依据某一年份的数据有可能造成分析偏颇，如1933、1934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处于低谷期。⑦但刘克祥认为郑起东的定量分析所利用的4个年份的数据分散、残缺，无论是数据来源还是调查范围都不尽相同，导致数据对比没有意义。⑧由此可见同一地区农户在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显得更为可靠。第二，刘克祥认为统计上的平均数掩盖了农户收支的阶级差异。⑨夏明方和李金铮在后来的农户收支分析中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他们基本上还是按照收入分组或者占地面积分组来统计不同群体的收入情况。⑩然而，即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农户也有一定的贫富分化，这使得以微观个体农户为考察对象显得非常必要。第三，夏明方强调衡量农户生活水平时需要注意不同年份的物价变化和通货膨胀。他同时还指出数据使用上的问题，如史建云对农村手工业收入的考察主要参考技术含量较高的织卖货的农户，从而导致对手工业收入的估计过高；戴乐仁的农村调查则因未包含家庭工业的部分收入而导致对农户收入水平估计过低。(11)这些批判显然对数据的甄别和使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从人地压力角度反映农户生活水平时还需要注意几方面问题：第一，农户土地占有量与实际耕种量的区别，如吴承明所言：农业生产重要的并不是耕地面积，而是种植面积。尤其对于租佃制度发达和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种植面积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人均占有耕地不能真实反映个体农户的收入。(12)第二，从一个地区总体的人均耕地面积看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忽略了农户土地分配不均的历史事实。无论是阶级层面还是农户个体层面，以户为单位的土地占有量差异较大，传统农村土地的主要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13)第三，家庭个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与家庭的人口结构、生产和消费行为有关，通常在家庭范围内衡量，因此家庭的异质性需被考察。 基于上述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上需注意的各种问题，近代农民生活水平的重新考察可以从几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一是研究主体从以阶级和收入分组转向更为微观具体的个体农户；二是以家庭为基本考察单位，将人口结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情况一并纳入考察范围；三是增加考察农户生活水平的新指标；四是利用微观的、全面的、历时的农户数据。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保存的20世纪20-40年代“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14)引用Robert Allen的“福利比率”(welfare ratios)概念，对20世纪初农户的生活水平及其变迁进行分析。“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包含了详细的家庭人口信息、阶级成分、土地占有面积和耕种面积、土地租佃和买卖情况、粮食产量、家庭的各种生产活动以及较为详细的收入来源、借贷情况、家庭主要消费记录。更为重要的是该调查经历了1929年、1936年、1948年三个不同年份，便于纵向对比同一地区农户生活水平的变化。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其他农村调查，卜凯调查、满铁调查虽然也具体到农户家庭微观层面，但所调查的时间跨度不及“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综合来看，“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应该是目前学界可利用的从家庭微观角度研究农户生活水平变迁的较为系统可靠的数据。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包含无锡、保定两地在不同年份的农户数据。本文选取无锡农户1929年和1936年的数据，原因在于：第一，与保定相比，无锡的工商业更发达，农户收入来源更多样化，加上地处长三角的地理优势，无锡农户的生活水平应该高于保定。但依据黄宗智对长三角农户的分析，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也仅维持一种“糊口经济”。(15)如若无锡农户的生活水平都只是糊口状态，经济相对落后的华北、西南等其他地区的农户生活则不言而喻。当然，我们仍对由地区推及全国的方法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做出未经检验的草率结论。第二，无锡的非农就业程度高于保定，更能够体现人地压力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水平的不同影响。第三，本文仅选取1929年和1936年的无锡农户数据，一方面旨在考察民国政府经济发展“黄金十年”内农户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由于1948年不仅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市面还流通着新法币和金圆券两种货币，农户生存消费难以准确计算。 一、农户生活水平的测量 现有文献主要从收入、消费、收支相抵、恩格尔系数以及负债等方面考察农户生活水平，虽能从不同方面大致反映农户生活境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单看收入忽略了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农户的收入上涨水平可能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反而会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相比之下，以收支相抵来衡量农户生活水平更为合理，但这一方式也忽略了不同阶级的消费能力，比如地主消费水平高于贫雇农，高消费和高收入造成的盈余与低消费低收入所产生的盈余反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水平。李金铮在分析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家的收支情况时即指出“收支相抵或收支有余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16)其次，负债数据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的贫困状态，但因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导致的借贷并不能反映正常年份农户的实际生活水平，且农民负债的个体差异较大，负债原因较复杂。再次，以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标准也遭到一些学者批评：某一年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无法反映长期生活水平变化的趋势，且食品和非食品类的价格变化会对恩格尔系数产生影响，无法真实反映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