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本位制是近代货币体系的基础，影响并决定着其他相关制度的走向。晚清时期，在国内外各种货币本位改革主张的论争中，清政府屈就于白银的市场地位，选择了过渡性的银本位制。辛亥鼎革后，货币领域各行其是的状况较晚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临时政府遂对货币本位制进行重新建构，形成了向金汇兑本位制过渡的改革方案。然而，由于受到制度惯性等因素的影响，思维和习惯定式一时难以更张，南京临时政府没能撼动货币本位制度。最终，民国北京政府经过再度论争，又回到了晚清所确立的银本位制发展轨道上来。 制度惯性，也称为路径依赖、制度黏性，是指制度结构为抵制变化而具备的保持原有运行态势的属性。①任何一种制度一旦运作开来，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黏性机制，引导制度结构沿着既定的发展方向走下去，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②制度惯性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起到优化制度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使更改制度变得异常艰难，制约制度的新一轮创新和演进。这种惯性在货币领域尤为突出，因为先前使用的货币，被赋予继续使用的自然优势，货币使用者更容易倾向于重复之前的实践。 目前，学术界对晚清民初货币本位问题的研究，多侧重清末和民国北京政府的货币本位论争与银本位制的确立，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金汇兑本位较为忽视，甚至有观点认为金汇兑本位方案成形较晚未及实施仅是一纸空文，更缺乏从晚清民国长时段去探析货币本位制度的延续与断裂。③实际上，革命政府在政治变革的同时，便意图重构货币本位制度，极力推动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转向，其思想与举措具有良好的前瞻性，有统一国家货币制度的意图，然而在制度惯性等作用下最终未能重塑新制。货币本位制度上的“延续”与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剧变”形成了强烈对比，梳理该时期货币本位制度的重构与规复的过程，可以从经济制度史角度探析中国传统习惯力量对变革的阻碍，进而深化理解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艰难与不易。基于此，本文拟从制度惯性的视角，将辛亥鼎革之际时人对货币本位变革的探索放置于晚清至民初这一时段考察，分析中国货币制度变革的顿挫与影响，进而深化理解近代制度变革的艰难与不易。 一、制度黏性与晚清银本位制的确立 货币本位问题实质是币材选择的问题，即用哪种材料充当固定的一般等价物，承担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中国货币本位问题由来已久，急需厘清。清承明制，实行银铜并行的货币体制，但对于银钱规定却大不相同。政府对银两铸造和流通不加干预，以致银两形制、重量、成色等均不统一。据不完全统计，晚清银两种类有104种之多，使用极为不便。④但是，政府对铜钱却十分重视，铸造的重量、数量、原料价格、铜铅比例，以及铜钱投放市场途径、银钱交换的比价等均有明确规定，原则上任何细微的调整，都要上报中央批准方可实施。⑤然而，矛盾的是政府赋税缴纳、国库贮藏、粮饷发放等又均以白银为准，实际上白银承担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远超铜钱。铜钱虽有“国币”名义，但职能却弱于银两。 这种体制逐渐固化，促成既得利益集团的生长，使中国的货币深陷银铜低水平均衡之中，没有衍生出固定的本位货币，更难以向高阶的单一贵金属本位演变。因近代以前商品交易量不大，跨区域贸易也较少，这种货币制度虽具有内在矛盾性，但总体上能维系社会运转，国人也并未因此感到困扰，更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⑥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⑦ 随着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商品流速激增、贸易范围扩大、交易对象多元，原有的货币体系繁杂、低效的缺陷暴露无遗，受到严重冲击。加上外国洋银、纸币的涌入，以及清政府对新式货币的探索，货币市场一时间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银两、铜钱以及银钱票，还有各地官银钱局发行的银铜元及纸币，加上外国的银元、银行兑换券等，流通更为杂乱纷呈。⑧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新的更高的货币关系，在中国社会的胎胞里逐渐孕育。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外货币本位出现分流。金银等贵金属因价值较高、经久耐用、不易破坏，逐渐在众多商品等价物中形成比较优势，成为发挥全部货币职能的本位货币，即马克思所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纷纷由金银复本位向单一金本位转换，并在流通中形成了银行兑换券这种信用工具。尽管中国货币市场上金银亦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铜币无疑构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色调。这使中国长期被贱金属铜的低阶货币所牵累，深陷银铜复本位向银本位转换的困境难以自拔。⑩清政府亦曾通过铸大钱、行钞币等方式应对货币危机，但受制于传统银钱并行体制，最终均落于失败。(11)正是这种制度黏性，使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变革被打上了双重烙印，自身面临着向银本位演进的难题，又在世界趋势裹挟下面临向金本位过渡的困局，举步维艰。(12) 随着金本位制的国际化、黄金需求旺盛，以及白银非货币化、银产量的提高，金银价差逐渐拉大。在19世纪70年代金银比价尚在1∶16，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该差价已经达到了1∶33。(13)虽然此时国际上关于金银本位的讨论此起彼伏，(14)但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对该问题才有所关注。甲午战后，白银产量激增，世界银价大跌。这种情况下，列强以“金”计价的赔款方式，使中国对外结算“亏耗良多”。(15)这就是所谓的“镑亏”。(16)清朝部分人士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中外货币本位制不同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都采用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咄咄逼人的”，(17)中国传统习惯中对货币的漠视问题才普遍被关注。(18)由此，引发了国内官、商、学议论货币本位制度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著作，使货币本位知识逐渐传播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