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喜好兴建宏大工程的传统，影响到交通建设的规模，直道、驰道经营，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从交通规划而言，汉代制度因循秦制，重要的交通建设由最高执政集团决策，而对工程成本每多认真核计，也体现出国家经济管理方式的历史性进步。从社会史的考察视角，我们注意到，民众的工役投入、态度倾向，都受到执政者的重视。而秦汉交通工程多取军事化管理方式，可能首先基于讲究效率和保守机密的考虑，或许也有避免过多冲击社会经济秩序和影响民生的动机。交通工程开工至于完工，形成刻石纪念的传统。这种行政风格自汉代起历时长久，其制度史和社会史的影响，有考察的必要。 一、“秦之好兴事”传统对秦汉交通工程的影响 秦穆公接待戎王使者由余，安排他参观能够比较醒目地体现秦国实力的建筑成就和粮食储备，“示以官室、积聚”。由余感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①宫室工程追求宏大，水利工程不惜民力，因有“秦之好兴事”之说。②《史记》卷29《河渠书》：“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③研究者称古代中国的“治水经济”即“一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强调其“组织和工作方式”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论者分析，水利工程包括“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目的：灌溉)”和“大规模的防护工作(目的：控制洪水)”。④考察秦水利史，明显是以前者为主。秦公秦王的陵墓工程，由秦景公墓的发掘可知其土方量达到空前规模而居于领先地位。秦都咸阳与秦始皇陵的考古收获，提示人们关注秦代在工程建设方面体现的制度特色与文化个性。还应当注意到，非交通工程的其他大型土木工程，也包括交通行为以为必需的程序。如秦始皇陵营造时所谓“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⑤汉代史例可以为参证者则有《汉书》卷90《酷吏传·田延年》记述田延年贪污运费一案，其中说到为营建昭帝陵，“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⑥ 在交通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秦之好兴事”传统的影响。以“车同轨”作为政治理想，在秦统一后得以通过工程组织而实现，体现出象征国家政治成功的意义。⑦这正符合大一统实现，国家政体得以确立所成就的新的政治格局。秦始皇和他的主要助手当时自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⑧ 交通工程被看作行政操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起初见于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战国墓出土的秦更修为田律木牍，内容是秦武王时关于田制的律令。值得注意的是，木牍中有关于田间道路规格的具体条文，以及“以秋八月，修封寽(埒)，正疆(疆)畔，及发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沱(渡)，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的规定，⑨道路建设和道路养护，以及“津”“桥”建造，是地方行政确定的任务。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强调官吏职责，体现为“千(阡)佰(陌)津桥(一四叁)，囷屋蘠(墙)垣(一五叁)，沟渠水道(一六叁)”等相关营造和维护任务，其中包括交通道路及相关交通设施，下文“徒隶攻丈(二八叁)，作务员程(二九叁)”，则说的是工程实施。⑩郡级行政长官主管交通建设的史例，有蜀郡守李冰在蜀郡“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事迹。所“穿”“导”“通”诸水，“其渠皆可行舟”。当时，“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沫水“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李冰于是“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11)灵渠的开凿，则是服务于军事的水路交通建设的壮举。(12) 西汉人贾山追述秦驰道形制：“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託足焉。”(13)贾山关于“驰道之丽”的描述，因其规模宏大超过实用需求，有的学者曾以为真实性可疑，“或有辩士夸饰之言”。(14)“道广五十步”，相当于现今尺度69米左右。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15)这条道路，北为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向南正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16)这条道路应当是南北沟通咸阳宫与阿房宫的交通干道，当时自然当归入驰道交通系统之中。另外，秦咸阳宫附近发现的1号大道位于北墙以北约220米处，“路面已有破坏，现存最宽处为54.4米，一般在40-50米之间，路面中间高于两侧10-15厘米，呈鱼脊状”，且“大道南北两旁均为淤泥，似为路面泄水之阳沟”。(17)从形制和规模分析，这条道路可能也属于驰道系统。云梦龙岗秦简有涉及驰道的内容：“敢行驰道中者，皆
(迁)之；其骑及以乘车、轺车
(五四)”(18)简文记录了禁行“驰道中”的制度。汉代依然继承这样的制度。《汉书》卷45《江充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19)《汉书》卷72《鲍宣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令》：诸使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20)可知驰道规格超出实用需求，或许有突出皇权“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理念在起作用。(21) 秦始皇时代所修筑的直道，据考察者记述，其遗迹在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发现多处，路面宽度往往也达50至60米。(22)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记录，不同路段路面宽度有：富县大麦秸沟梁39米，黄陵艾蒿店40米，黄陵烧锅梁下台45米，富县车路梁47米。(23) 二、交通工程规划与施工的高端决策 有研究者注意到交通工程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意义：“四通八达的罗马道路是使罗马帝国转变成为一个希腊式(东方式)的专制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当然，秦汉时期的中国，交通格局与交通工程营造，与罗马并不相同。(24)论者指出，“中华帝国的道路动用了大批劳力来修筑”，“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帝国后，立即修筑了庞大的大路网。但是，这种情况犹如灌溉运河和航运运河或长城一样，帝国的工程人员只是把各地的前驱者所已经修建的工程加以系统化和用心地加以完成而已。”(25)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如秦始皇直道工程，就绝非把“前驱者所已经修建的工程加以系统化和用心地加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