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历史正义 对历史正义①的追寻可能与意识到历史的存在一样古老。古代人对如何评价凯撒甚为关心——凯撒是一名暴君，还是一位能够以奥古斯都式统治将和平带给地中海世界的帝国君主制创始人?历史正义是由胜利者和后来人书写的吗?如果追求历史正义不是这般简单，那么它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也许有人会说，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从对事件的清晰描述开始，然后对其进行评价，但尼采甚至会怀疑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倒叙的描述方式。②对事实进行虚假或扭曲陈述几乎不可能得到历史正义，但是，诗歌中包含真相，柏拉图则喜欢用神话的形式来表达他认为最深刻的见解。历史作为一张由文化意义维系的网，似乎与经济史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学家无关，经济专家们与物质史更感亲近。但是，我准备提出寻求历史正义的四个领域，虽然远非系统性。我的动机是，事实呼唤着评价，要求人们站出来做出判断；我们必须考虑——也许应该说是平衡——现在和过去的价值观、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观。 1.恢复名誉与持续谴责：这涉及20世纪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和帮凶。有些经济学家也牵涉其中，他们很少参与行动，而是在思想倾向上支持极端意识形态——桑巴特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例子。 2.跨代正义：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我们对后代的责任，例如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跨代转移更多是基于跨代义务，而不是功利主义交换。年轻一代将老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作为自己的框架，但又部分地否定这些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就是一个例子。 3.产权：经济学家往往将其视为既定事实，但如果没有历史合理性，它们不可能存在。马克思认为，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采取偷盗的方式，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则试图证明投资源于储蓄。但是，圈地运动改变了产权结构，我们只能通过衡量公地遭到的侵害和新生产方式带来的进步来评判其后果。请注意，在此，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这是一种两难境地，即承认不公和与之相伴的“进步”同时存在；而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可能往往太过急于采取绝对立场。 4.历史荣誉分配的认可：如果过去的智识标准与现代人的相一致，那么公正地评价科学发现就很容易。然而，在我看来，经济思想史家们必须根据过去作者所处领域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们，而不仅仅是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持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亚里士多德指出，分配性正义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国家，奖励功绩的标准却有所不同。古人从人类理想的角度进行评判，马克思采取了历史目的论的立场，兰克(Ranke)则主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该如何评判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期的作家，近代以前的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帝制时代中国、江户时代日本以及其他文化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都曾对有关经济的知识有所了解但不主张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 如果我们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上述问题就会出现。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一点。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历史正义理论做出贡献，③而是比较和评价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同时考虑到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我的主要目标是介绍我相信的有关学者及其理论的真实历史，但是，我还想明确一点，分析并不是对无以名状的历史力量作出客观中立(value-free)描述，而是涉及许多判断。这一过程需要努力做到历史正义。 二、加州学派发起的挑战 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掷地有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大航海时代的冒险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渴望所驱动的。但在韦伯看来，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与促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令人吃惊的是，韦伯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所做的区分经常被忽视；甚至连后来做过意大利外交部长、总理、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这样的杰出经济史学家也无视韦伯的晚期作品，认为韦伯不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把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因于新教。桑巴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起源并发展于意大利城邦。与桑巴特不同，韦伯甚至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有大量论述——事实上，有人认为韦伯作为古代经济状况的阐释者在今天也影响巨大——他的相关作品一直是古代经济史的经典。尽管在起源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桑巴特和韦伯一致认为，资本的现代运行形态是欧洲历史上复杂条件的产物。 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线性进化的西方图景：西方从古代生产方式，经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线性进化，而最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到非西方的经济发展，其基础是他对人类学的解读、对东方生产方式的认知(印度、中国、日本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以及经常重复的观点——在众多文化环境中都可能出现商人资本。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发展理论中，马克思用一种特殊的术语，暗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形态之间不易察觉的差异；他期望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效仿英国模式。尽管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取向，他们都一致认为，西方从封建经济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有其内在逻辑，并且这一过程为西方所独有；也要指出，他们在这一过程的细节上存在分歧，特别是从重商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还有一种反证法。韦伯不遗余力地要证明所有主要宗教的伦理规则都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例如，他在1919年断言，如果不消除儒家伦理障碍，中国就不会资本主义化(指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一旦这些障碍消除，中国人就会成为优秀的商人——这或许是社会科学界有史以来做出的最佳预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