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为了资本扩张与经济增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榨取、掠夺自然资源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异化关系，最终引发了一系列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解保军，2019）。对此，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将生态化概念融入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黄英娜和叶平，2001）。在此背景下，以保护环境、修复生态系统为目的的生态审计应运而生。西方国家的生态审计最初是合规性审计，而后审计重点逐渐转变为企业环境管理系统的绩效，并向公众传达企业环境绩效信息（Moor和Beelde，2005）。随着国外组织对环境保护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生态审计制度愈加完善，审计对象也扩大至环境保护项目的开展、绩效监督和问题整改机制（Anthony等，2003）。同时，政府等公共部门也参与到生态审计中，如挪威提出了城市生态审计，并制定了城市生态审计手册，从而保障国家政治政策得到落实（Carlo，1996）。 但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底蕴、映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我国高度重视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我国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生态审计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立经济监督或控制工具（黎明等，2015）。我国学者聚焦生态审计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联动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审计合力，以至于审计效率难以提高（薛小荣和张景，2014）；评价指标的选取及评价标准的制定难以统一，进而导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叶青，2019）；问责权威性低、问责力度不足（王雁红和徐艺彤，2022）；信息披露缺乏规范的制度规定，使得审计结果运用效率较低（郭靓举，2020）；审计人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薄弱，降低了审计结果的有效性（王明珠，2017）；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如：加强生态审计人员与其他政府部门在审计和督查工作上的联系与沟通，构建生态审计与环境治理监督协同机制（曾步望，2022）；结合实践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陈丽丽，2022）；加大生态审计问责力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辛庆玲，2019）；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提高审计结果运用水平（李曼和龙佳楠，2021）；提高生态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生态审计人才（吴江玲，2016）；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对生态审计的研究较多，但研究视角较为有限，更多的是从审计视角研究生态审计的功能作用、问题及成因、改进对策等。因而，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审计的功能定位，探讨生态审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使生态审计发挥最大效用，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场域转换：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再审视 西方现代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给自然和人类带来重大风险和巨大灾难。基于对异化关系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立足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我国提出了新时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之一，反映了人与自然平等互惠、共存共荣的关系。 1.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和机器征服、改造自然而取得快速发展的时代（李祖扬和邢子政，1999），机器的不断升级、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极大程度地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此阶段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错位。西方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西方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他们无止境地追求资本增值，而为了保证资本持续增殖，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生产强度，这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快速增加。因此，他们更加大规模地开采自然资源，并将机械化生产所产生的废弃垃圾随意排放到自然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为可以让人类获得无限自然资源、容纳无限工业垃圾的物品，人类逐渐忘记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范敏和何萍，2019）。因此，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沦为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异化关系。这种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伤害自然、忽略全人类利益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失衡，由此引发的风险反过来却成了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阻碍。 2.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以批判的逻辑产生并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活动的异化导致了人类自身的异化，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杨峻岭和吴潜涛，2020），在扬弃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第一，人与自然都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并且自然优先于人而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第二，人对自然有能动性，即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和改造自然，从中获取资源进而推动自己的进化。但同时人对自然也有受动性，即人在自然面前是受制约、受限制的存在。如果人类不顺应自然规律，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与报复。第三，人与自然具有内在同一性，即人具有自然属性，因为自然在创造人时赋予了每个人自然属性；自然也具有人的属性，因为自然界包含人实践过的痕迹、人的意识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此外，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现实问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并且人与人的和解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