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讨论和解决。由于白色恐怖环境，此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会见中共几位领导人，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会议给予重要指导。会议对上述重大问题统一了正确认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组织报告，指出，党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党。在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强调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发展红军的阶级基础。他讲的这几个问题，对于回国后指导国内党和红军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制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到达中央苏区进行的艰辛斗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中共六大以后的周恩来为研究对象，揭示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形成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深入推进周恩来研究和宣传提供一些助益。 一、周恩来是古田会议的重要推手，中央“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文件 由于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主席是共产国际推荐的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难以胜任此职，周恩来于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后，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既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主管军事工作。周恩来尤其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获悉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闽西赣南，甚为焦念。此后，他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央“二月来信”的“分兵”建议加剧了红四军内部分歧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由周恩来于1929年2月7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起草了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彼时，红四军刚下井冈山不久，被敌军追击，在寻乌圳下遭遇失败。原在井冈山主张“分兵”的同志再次将此问题提出，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未予研究讨论。4月，红四军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原先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认为“分兵”符合中央精神。加之中央派来的刘安恭被前委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后，照搬苏联红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搬弄是非，制造领导人间的对立。林彪又在此时“选边站队”，向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对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之争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红四军前委接连召开三次前委扩大会议，助长了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加剧了党内矛盾。毛泽东离开部队到地方休养，6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未能解决党内争论，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加剧了队伍的涣散状态。随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9月在上杭匆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无人作报告和总结，与会者七嘴八舌，会议毫无结果。大家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朱德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在大家的坚决要求下，毛泽东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红四军七大和八大两个会虽未开好，但也有一“功”——广大干部明显感觉到，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 (二)中央“八月来信”肯定红四军前委工作，同意不再组织军委，对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 收到陈毅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八月来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状况，赞扬朱、毛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在肯定红四军七大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的缺点，指出：红四军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该信强调红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无须再组织军委；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① 中央“八月来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且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泽东讲得更明确、更周全。但是该信未能在红四军八大召开前收到，使红四军八大走了弯路，造成红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 (三)中央“九月来信”对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具有指导意义 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红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中央“八月来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他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红四军七大及朱毛分歧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精神进行起草。周恩来对起草稿进行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九个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