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5-0125-15 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对1920年代的中国而言，苏俄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外在因素之一，其影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且重要性与日益增。自1920年苏俄《对华宣言》传入中国，至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态度可谓几经波折。革命胜利后的苏俄所展现出的革命精神与对华政策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认知，并形成知识界对苏俄的即时印象与反应。不仅直接牵动国内舆论风潮之起伏跌宕，影响中国知识界之分化、重组、凝聚与转向，亦相当程度地左右着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的外交博弈。 关于1920年代的苏俄革命及对华政策与中国因应的问题，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厚，史料也基本穷尽。前人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中俄两国政府往来之应对与中俄党际关系之发展。①近年来，学界对苏俄与中国知识界的互动给予了更多关注，并取得丰硕成果。②关于中俄交涉期间知识界对俄态度问题的研究，敖光旭是比较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他对中俄交涉期间的中国知识界对俄态度的总体转向过程进行了历史梳理，且关注到革命与外交因素的双重影响。③不过，从中苏关系史、社会思想史和传播史的角度而言，依然有若干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与挖掘。本文依据报刊资料、民国档案与时人记述等文献资料，侧重梳理和探讨以下历史问题：第一，苏俄对华采取的“人民外交”策略与中国知识界如何实现互动？第二，知识界因“主义”而出现的政治分野及组织化如何影响其对俄态度的分化与重组？第三，“情”与“理”双重因素如何影响知识界对现实外交参与和对苏俄革命同情的利弊权衡？第四，在中俄交涉期间，部分知识分子党化后如何对苏俄舆论风向进行控制与反控制？ 一 革命与外交：苏俄对华外交的政策与动机 苏俄的对华外交是通过派遣使华代表团推进的。在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使华前，苏俄曾派出三个代表团使华，分别是由远东共和国派遣的优林(И.Л.Юрин)代表团、劳农政府派遣的裴克斯(А.К.Прайкес)代表团和越飞(А.А.Иоффе)代表团。在对苏俄代表团的行为与国内舆论的互动反应作出判断前，首先应明确苏俄对华的基本政策与动机。 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即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在欧战终局未定的前提下，因二月革命的观感、俄德媾和消息的影响以及西方仇俄舆论的引导，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政权所持态度最初是负面的。随着协约国取得欧战胜利，西方国家对俄态度日趋软化，加之国人对革命后苏俄情况的持续关注与了解增多，知识界对苏俄的态度开始出现中性或肯定的评价。④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苏俄“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至1920年时，已有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持肯定态度，“许多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⑤与此同时，苏俄为巩固国内政权，缓和国际局势，摆脱孤立无援的态势，亦急于在国际上寻找盟友。随着德国起义、匈牙利暴动，以及对波兰进攻的接连失败，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适时制订了世界革命的“东方路线”，把革命战略的重心转向了东方落后国家，向有可能成为苏俄挚友的中国、朝鲜、印度等远东民族国家递出橄榄枝。中国虽是弱国却是大国，尤其因为长期处于被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地位，国内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情绪高涨，最有可能与苏俄关系破冰，并结成“天然盟友”。⑥因此，苏俄政府急需同中国缓和关系，以建构苏俄的“边境安全”，改善国际环境。⑦此时，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重新解读民主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依托学校、社团、报纸杂志等，为公共话题的讨论搭建起舆论场域，还重新思考国家、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国家、政府的价值普遍被淡化，“庶民的胜利”“平民的时代”等民权观念逐渐被认识与接受。民权思想日益兴起并引导着知识界，且影响波及外交领域。“国民外交”理念被推崇并践行。于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爱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苏俄适时向中国发表《对华宣言》，中国知识界即时产生了反应。当时“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以致知识界“空前的轰动”，国内友俄空气高涨，苏俄乘机展开对华外交。⑧ 进入1920年后，鉴于国际形势的转变和革命战略重心的调整，俄共(布)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相继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第四次大会决议案》，把革命目标转向了东方，在继续强调“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原则的同时，共产国际提醒各国无产阶级在认清“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的不利形势面前，此时的重要任务是“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进而在外交上承认苏俄。⑨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比国际帝国主义弱”的现实面前，苏俄向外输出革命亦“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苏俄虽强调要“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坦承只有在这些落后国家显露出革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⑩也正因此，苏俄的东方政策既彰显出对革命原则的坚持，又隐含着兼顾国家利益的灵动策略，从最初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转变为在调整同各国政府正常外交关系下支持革命运动。尤其在对华问题上，苏俄始终在长期的革命目标与近期的国际关系任务间左右摇摆。 针对中国问题，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11)其间，苏俄“将努力促进东方各民族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发展”，并给予一切支援，充当他们的“朋友和同盟军”。(12)但鉴于中国形势，还是要注意采取“适当的形式”。虽然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可“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必须把它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如果没有俄国外交政策的配合，仅仅让共产国际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够有力的”。(13)因此，苏俄在兼顾长期革命目标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对华外交，在明知北洋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意志代言人，不具备革命性的情况下，并未拒绝同北洋政府打交道。同时，在不断考察奉天派、直隶派、安福派和广州政府等各执政党派的现实力量后，苏俄把革命同盟的对象锁定在广州政府及孙中山身上，当作“东方民族革命的武器”，致力于“把中国推到与协约国为敌的阵营”，以“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14) 最初，苏俄政府即在上述世界革命政策与外交动机的指导下开展与中国的互动。1919年的《对华宣言》即是在对“帝国主义必然在远东发生冲突”的认知基础上发表的。苏俄从凡尔赛会议上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冲突，以及中国被抛弃的现实。于是，为加剧“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苏俄决定“运用一切现有的我们可支配的力量和手段”，以对华优惠的条件尽量给予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中失去的权益，希望以此获得中国这个盟友。(15)随着苏俄政府根基益固，在与中国交涉过程中，其对华政策之重点日益转向在华之实际利益和政策效应，主要为重新控制外蒙古和收回中东铁路，这与世界革命思想相距益远。至1920年时，面对苏俄政权日渐稳固的既成事实，中国政府亦调整了对俄政策，暗中派代表与苏俄做非正式接触，并停止旧俄使领在华外交待遇，暂停交纳庚子赔款，驱逐旧俄势力对中东铁路的影响。在这一新形势下，苏俄政府适时地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掠夺中国的各项帝国主义权益，但在涉及中东铁路权益时，竟由“无偿归还”改称“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有重新攫取铁路权益的嫌疑。(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