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前期读书人对乡村的关注中，“离村”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而对其认知也多元纷呈。①当时离村群体以农民和知识人为主。知识人主要接受新学堂教育，与科举体制培养的士人有别。②他们中相当多是在乡间接受了一些初级新教育而到城市进一步求学的青年，虽不乏在城市里成就事业者，但也有不少人常年漂泊在城乡之间，处于社会边缘。如果把离村知识人视为一个“动名词”，或更能彰显这一群体在生活上、教育上以及事业上的过渡状态。 离村农民和知识人的流动是不一样的：农民离村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走关东式的边疆开垦，二是下南洋，三是进入城市③；而知识人离村基本只有入城一个方向。农民离村虽多被视为单向的，其实他们常往返于城乡之间。这与知识人离村后很少返乡，总体是一种往而不返的单向流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另外，农民离村多少有些被迫的味道，而知识人离村则是一种更主动的行为。尽管他们入城后发展的可能性相当不确定，真有一定的“冒险”性。 学界过去言离村多侧重于劳力者④，对知识人离村的现象虽有一定关注，不过多置于“精英”范围里，并与研究其他问题相关联。⑤且中国地域差异较大，各地离村现象也有所不同，近年已有一些基于区域的深入研究。⑥关于知识人离村的一些相关问题我已有所探讨⑦，那些方面不拟进一步展开，仅就新知识人的认同困惑及知识青年在城乡的双重“他人”窘境造成的“游民”状态及其影响稍作申述——现代化的转型导致乡间耕读传统的中断，过渡态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却不为其他人接受。对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而言，乡村已难回归，在城市也并未得到太多欢迎。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the other)，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成为在城市间或城市中漂泊的“薄海民”(Bohemian，今译“波希米亚人”)。 一、耕读的中断 从根本言，知识人的离村不返，与废科举和办新学堂有直接的关联。两者皆导致耕读的断裂。以前的士人基本是乡村地方社会中养成。梁漱溟指出，中国过去“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那时“‘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寻常可见到的事”。⑧ 昔年读书确实多为求“上进”，如梁漱溟所描绘的，这条“上进”之路本也是向农人开放的，但因科举制的废除，那扇原就狭窄的门被正式关闭，通过考试“上进”已不再是普通人家可期待的正途。⑨而由于稍高层次的学校都在城市(最高层次的学校更在大城市)，新学堂中人不得不异地求学。且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所费不赀，非常人所能胜任，于是家内的耕读分工就难以为继了。 同时，所谓耕读的一体并不仅限于家庭之中，在当年四民“分工”意识被实际接受的社会里，无意“上进”的农民通常没有需要识字、算账的“自觉”，而指望在地的“乡先生”。只要村中有可以请教的“先生”，不少村民便不觉有识字的必要。⑩但新教育使“读书与生产截然为两件事，不相联属”。(11)耕者和读者各有其载体，在新社会中断为两橛。这样的中断使原来的分工式读书转变成一种读者读书而耕者基本不读书的局面——无能力让子弟“上进”的农家只能“望学兴叹”，让子弟放弃读书到田间去帮忙，而有能力读书的人在接受初级教育后又往往到城市继续求学或寻找发展的方向。(12) 对昔年没有“阶级观念”的观察者来说，“农民”其实包括了农村中的所有人。田中忠夫所论及的离村入城的“农民”，就包括了“商人、教员、学生、官吏等”。(13)潘光旦也特别强调，近年来“地方的凋敝和农村的衰落”之症结所在，“直接是人才的，而间接是教育的”，是由于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人不断向城市跑。这些人“轻去其乡之果”，又导致“更多的人口漂流到都市”。(14) 如费孝通注意到的，“最早离乡的多少是自动的，在经济地位上说是较富的，在教育程度上说是较优秀的”。而正因为“财富和人才离了乡，再加上了都市工业势力的压迫，农村开始穷困，小康之家降而为穷户，穷户就站不住脚，开始离乡”。两者共同成为“都市中劳资阶层的来源”。换言之，离村的是农民中的两极，即上面较富教育程度也较优的人和下面的穷户，而在乡间维持的是人数众多的“中坚阶层”。(1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过去对农民离村的影响或有夸大，即因忽视了仍在乡间维持的广大“中坚阶层”。其实离村的农民体量虽大，但在整个农民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小；相反，离村的知识人体量虽小，在群体中占比却要高很多。前者对城市的影响(正负兼具)比对乡村大，后者则对乡村本身的影响更大(主要是负面的)。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农民离村后的去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超过350万户，其中到城市求学者就占到了17.5%。(16)这个数据显然有夸大，若供参考，也可见去城市求学者是个不小的群体。(17)且离村的读书人还包括一些已任教师者和部分士绅。就全国离村者的体量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群体，但在乡村本来不很多的读书人中，却要占很高的比例。 廖泰初曾指出，在乡村中对立的私塾和新学堂，其最终目标都是“教人如何脱离乡村到更大的地方做更大的事业”。(18)的确，耕读的一个现实前景，就是所谓读书做官。古人以振家声为孝之大者，在提倡不远游的时代，读书人是一个为振家声可以远游也具有远游经验的群体。学成得仕，即算“入城”，唯致仕仍归乡土。故其远游大体是循环的，出得去，回得来。而现代社会的重心移向城市，各项新兴“事业”也多在城市，学生毕业后多欲留在城市里探寻发展的途径，无意返回乡村。这同样是一个知识人身临其境有感有受的变迁，只是在此背景下的离村，却颇有拔“根”而起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