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5-0061-14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学界或描述其过程和影响，或从区域史角度还原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党政机关中的状况，或探究毛泽东、刘少奇的领导艺术，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不过，现有研究有的描述性有余，分析性不足；有的偏于一隅，失之全局；有的突出毛泽东领导之功，忽视其他中央领导分工合作之效。鉴于此，本文拟以“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机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运动时的角色功能和分工协作。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集体，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因应运动而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主要领导成员。斯时，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设常委会，中央书记处是其日常工作机构，实际上发挥最高决策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运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毛泽东是运动的最高决策者；周恩来负责组织协调、建章立制；陈云协助周恩来掌握运动对经济的影响；刘少奇因休养身体错过运动发动阶段①，由朱德代管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运动，返京后经毛泽东授权指导全国运动。朱德另以中央纪委书记身份主持纪检监察工作，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向中央提出意见。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前线指挥部，主任薄一波统筹全局，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运动情况、听取指示，副主任彭真重点领导北京、联系天津，试验政策、制定规章，经中央批准后行之地方，副主任李富春负责中财委系统“三反”，指导中科院运动，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虽位列副主任，但对运动参与得有限，不如秘书长刘景范(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人角色吃重。 在“三反”运动的中央领导机制中，还有一个作用显著的机关，即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它负责领导与组织中央党政军群机关的“三反”斗争，第一书记周恩来总揽全局，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第四书记)等成员分掌党政军具体事宜。公安机关是“三反”斗争的另一重点部门，公安部队属解放军建制，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兼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委员，除负责公安系统运动外，受中央指派监督、检查与指导部分地方的运动。 一、政治决断 “三反”“五反”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财政压力和整党运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切又与朝鲜战争进程密切相关。1951年7月，经过志愿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参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11月底，初步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②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筹划国内建设被重新提上日程。中共中央乘国庆之机召各大区、省、市负责人进京述职、部署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要求全力支持战争，克服财政困难。5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的趋势与对策，评估财政状况，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③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当时的中心任务④。11月1日，会议通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样，增产节约运动从核心到外围、从党内到社会完成了程序化决策过程。 东北全境解放最早，工业基础良好，不仅负责为南下部队输送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担负着后勤保障重任，财政吃紧。1951年5月中旬至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东北工业生产要动员一切力量，发挥潜力，在工矿企业中率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⑤。8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落实中央整党工作要求，总结沈阳市反贪污腐化斗争经验，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整党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⑥。10月上旬至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东北局一方面将增产节约运动扩展到工业生产部门以外的其他一切部门⑦，另一方面总结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经验，执行政治局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为增产节约排除障碍⑧。 彼时，举凡重大决策、人事和机构调整皆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酝酿或决定，并根据会议主题指定相关人员列席，召开扩大会议。11月1日，也就是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结束时，高岗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局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增产节约指示的情况。在18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高岗的报告很可能是重要议题之一⑨。20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地，要求“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⑩。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或以布置“三反”任务为主要议题。30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11)次日发布的“三反”决定应系此次会议修订而成。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下简称“三反”决定)，是为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总章程。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复权衡后才决心借鉴东北局经验，在全国进行“三反”运动。 毛泽东密切关注运动进展，用电报和信件等媒介将各地、各部情况与经验批转党政领导干部，督促进展，推广经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经常找薄一波、彭真等运动前线指挥官谈话，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根据运动过程中的新问题、新经验及时决策，掌控运动进程和节奏；并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通信、谈话，沟通释疑，减少运动阻力。 批转文件是毛泽东指导运动的重要手段。中央“三反”决定发出后，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每日批阅大量各级党政部门“三反”报告，提出指导意见和要求，推动运动(12)。为保证下情上达、及时决策，毛泽东借助请示报告制度，畅通信息系统。1951年12月4日，他要求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以及各中央局、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仿照北京市委办法，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反贪报告。地方和军区党委报告逐级上报，且直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13)随着运动全面铺展，毛泽东要求各地、各级一切部门向中共中央作“三反”全面报告：“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