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援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开展统战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随着对国际宣传工作的重视，中共在抗战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张明暗交织的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舆论的背后是具体的人和组织。通过皖南事变后的国际舆论，我们可以勾画出中共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络，探知这一网络的深度与广度。学术界关于皖南事变后的中共国际宣传问题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中共以重庆南方局为基地，主动发起国际宣传攻势，批评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枪口对内的行径，并表明中共的抗战主张；第二，中共的国际宣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动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的直接干预。① 不过，目前关于皖南事变后国际舆论的中英文报刊资料仍有待进一步梳理，事变后中共开展对美国宣传工作的研究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例如，中共海外宣传机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与美国的中英文报刊如何形成内外互动关系？再如，事变后，国际民间组织与美国华侨团体如中国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何以在其相关刊物连续发声支持中共？中共如何与美国社会各阶层建立联系，甚至影响美国政府？基于美国埃默里大学菲利普·贾菲档案(Philip J.Jaffe Papers)，以及《今日中国》(China Today)、《美亚》杂志(Amerasia)、《美洲华侨日报》、《远东通讯》(Far Eastern Survey)等报刊资料，本文试图从跨国视角出发，探讨中共编织对美宣传网络的具体过程。 一 事变后中共加强对美国宣传工作的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中共党内对于“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准备全面反攻”以及“英美对事变的态度”两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军事上准备对国民党全面大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②因此刘少奇提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的建议，希望“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③ 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使毛泽东判断全国性破裂已经开始，认为“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因此需要在政治、军事上皆做好反攻准备。此外，毛泽东猜测：“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④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⑤ 1月25日，毛泽东在考量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方面的建议后，对“在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问题改变态度，向周恩来发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延安命令及谈话已直发中央社、蒋介石、香港、上海及各地”，“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号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⑥毛泽东的电文标志着中共开始决心从政治舆论而不是军事上反击国民党。 经过中共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攻势，尤其是国际舆论宣传，英美方面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逐渐明晰。2月13日，任弼时在总结事变后英美方面态度时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和顽固派采取‘限共’、‘反共’的政策是赞成的，但对于这次消灭皖南新四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取消其番号，也认为这种干法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除少数的外交官员和某些反动的外国记者赞成国民党这种干法外，大多数的外国人，认为这次事件要直接影响中国抗战的前途。许多英美人士，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并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以免事件的继续扩大。”⑦2月1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指出英美不支持国民党扩大“剿共”进攻：“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⑧ 2月14日，周恩来与罗斯福特使居里就皖南事变问题举行会晤，周恩来向居里提供皖南事变真相的若干材料。会谈后居里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解决以前，美国将延缓对华提供大量经济援助。⑨2月19日，周恩来在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将运用英、美、苏的外交列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压力的首要方法，周恩来指出：“对顽固派以压的办法，运用外交(英、美、苏)、金融(外汇跌价)、经济(粮价、物价高涨)、地方(川、康、滇)各种关系压力。”⑩周恩来的这一判断很可能是基于这一阶段中共对英美尤其是对美国宣传工作的效果显著。 二 中共外宣机构及跨国记者群体向美国新闻界传递信息的过程 为引导国内外舆论倾向，蒋介石于1月27日强调新四军受到军法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11)同时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进步舆论的压制，阻挠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事变真相，桂林《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被禁止出版。昆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封闭。(12)中共新闻通讯机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桂林总社、重庆分社被迫关闭，范长江、黄药眠等负责人转移到香港。不过，此时国新社香港分社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可以正常运转、沟通内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