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5.007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礼崩乐坏的困顿时局使得无数知识精英急欲寻求治国救民的革命观念和思想来求解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根源。最终，在众多流派思潮的相互激荡中，马克思主义以其丰富的科学性、实践性、斗争性脱颖而出，成为众多进步知识精英的坚定选择。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脱胎于旧社会的知识精英进行自我思想清算以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来重塑自身革命观并非一蹴而就、一举顿悟的过程，其中有诸多历史逻辑和细节值得深入考察和分析。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某一革命先驱的革命思想研究或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思想中某一方面的研究①，尚缺乏对早期共产主义者革命观的整体性观照与深入阐释，更鲜有对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其革命观转变前后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其革命观转向的历史缘由的深入探究。鉴于此，在当前结论预设、宏大叙事的理论背景下，将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个体”和“个体的历史”，着眼于历史洪流中个体革命意识酝酿与觉醒的心路历程，选取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革命观转变这一视角来透视和回溯他们是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从中窥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整体性历史图景，并为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作一补充和完善。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革命观转向的内容考察 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造就和影响了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前史和观念转向。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与因素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各种主义思潮的众声喧哗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理想信仰的坚定，其革命观也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思想演变轨迹。 (一)革命主体：从“民众的大联合”到“注重农人工人的势力” 能否准确划定革命主体是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前提条件，这事关革命领导者对于革命潜在力量的挖掘、组织与动员。具体而言，受制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圣贤观、民本主义等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或多或少认识到中国革命离不开平民大众的支持和呼应。但是，他们认为平民大众不可能自发自觉地产生革命性，而需要依靠社会贤达、知识分子对他们开蒙启智。早在1912年6月，青年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就把国家困顿沦落的根源归于民众受传统封建文化之禁锢而愚不能知，“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②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境况，“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③即是说他将救世启智的希望寄托于仁人圣贤。恽代英在青年时期也一度持类似的观点。④客观而言，这一认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依旧没有摆脱传统封建文化中上智下愚式的思想枷锁。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广泛传播促使平民主义、劳动主义思潮流行开来。受此影响，知识分子将革命目光转移到平民大众身上，平民大众在他们的视野中不再以漠视国事的“草野愚民”⑤的形象出现，而是作为组织化的革命火种被寄予厚望。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⑥他主张采取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来推翻强权，争取自由。并认为，苏俄十月革命“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⑦。据此，他号召：“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⑧此时的毛泽东尚处于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他虽然认识到民众中所蕴藏的革命潜力，但是激进而又笼统地认为中国革命主体是泛指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一切受压迫者群体。1919年11月，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分析中国革命应采取民治主义和民治政治时亦认为，“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⑨是实行民治的真正基础。中国实行民治主义的形式是成立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需要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并主动联合起来同强权势力作斗争。但是，客观而言，民众大联合这一观点，主要还是基于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从革命主体数量层面来考察所得出的政治主张，而尚未考量到不同阶级力量的革命性和斗争性。 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列主义著作的广泛传播以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考量革命主体力量的重要依据和方法，工农大众作为最富有反叛意识的革命群体成为他们考量中国革命主体的新关注点。1923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认为在半殖民地社会，农民阶级因人口众多，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他又指出农民阶级由于散漫且封建保守，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⑩可见，陈独秀认为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形成组织化的革命力量。1924年4月，恽代英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亦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依赖士商绅吏、兵匪游民等阶级。“我们所应当倚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11)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革命民众是划分阶级的，并就工农联盟是革命主体力量这一认识达成基本共识。但是，受制于认识的局限性、革命实践的缺乏以及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他们对于农民这一革命力量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数量与规模优势以及随之产生的“人多力量大”的简单逻辑认识，而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在“压迫—反抗”的革命逻辑下所天然富有革命性和斗争性，没有着眼于农民革命主体性意识的唤醒。这一认识在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毛泽东对于农民革命性问题的不断认识中得到转变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