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费战略格局下数字藏品的发展模式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经济与政策(北京 100081);白一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消费、数字文化(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改变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新消费群体快速增长,更追求个性化、智能化消费。随着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实现高品质文化生活的目标进一步得到了保障。国家文化大数据战略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数字藏品是文化数字化战略实践的时代性表达。数字藏品可以视为中国式的NFI探索,实现了数字资产版权确权和可追溯的数字文化消费模式。中国数字藏品价值主要体现在助力文博文创的迭代创新、融合带动传统制造业发展、赋能消费新场景等方面。关于数字藏品的主要争议点涉及金融化、合法性和权益保障等问题。数字藏品发展符合国家数字与文化发展的大战略,体现出富有活力的商业可行性与产业拓展性,可以进一步推进数字版权中国方案。


期刊代号:G01
分类名称:文化创意产业
复印期号:202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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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11-0078-08

  引言

  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的形式,更改变了物质社会的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更多元便捷。数字经济扩大了消费场景,赋能了更深层次的消费内涵,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所代表的符号。①数字经济扩大了新消费的消费群体,使新消费个性化、体验化、数智化等特点更加突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也需要更深层次、全方位的高品质、智能化的文化生活,后物质时代加速到来,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提出了新需求。在后物质时代,相比物质财富的需求,消费者更注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精神的满足,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关注满足个人内在需求及提高个人生活质量②,在社会转向和技术更迭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新消费业态的发展,满足了现代消费群体的需求和习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藏品应运而生。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都对数字藏品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提出了新的要求。③数字藏品从文博文创的潮流中借数字化之势而生,虽然有国际上“非同质化代币”(NFT,Non-Fungible Token)的影响,但在我国的严监管框架内,数字藏品的利益相关方目前基本遵循数字化文创消费品的发展模式在审慎推进。发展数字藏品符合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正道,若能坚持守正创新,数字藏品在中华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进程中会有积极作为,在“元宇宙”的共识愿景中有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

  一、数字藏品的发展进程与特殊路径

  梳理数字藏品与NFT之间的关系是从本质上厘定数字藏品的基础工作。2021年被称为“NFT元年”,继虚拟货币热潮后,NFT迅猛上位。在我国,NFT的故事依托数字藏品试图再次上演曾一度出现的挖矿炒币的资本大戏,然而我国政府对于虚拟货币相关领域的严监管,及时有效控制了这场预谋大戏做了有效控制,数字藏品的中国式探索才得以保持正道直行。数字藏品和NFT的发展轨迹不同,底层技术架构、定位、商业模式不同。数字藏品在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文博文创的高质量发展,NFT的技术特征及其增长活力给数字藏品提供重要的启发。

  1.文博文创的发展及其数字化衍生

  我国的文化遗产工作以保护为主,同时提倡保护、传承、创新的协同,数字化已经被公认为是实现文化遗产“三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良好技术路线。我国不仅在战略层面多次强调活化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和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的重要意义,更在政策层面上给予其具体指导和有效推进。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以及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等重要政策相继颁布。相关政策着重强调文化数字化工作,明确提出要“制定文化文物资源数据化采集行业标准,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数据资源互联互通”,而且“鼓励搭建面向全社会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版权交易等平台,营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也具体提出“鼓励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品。支持文化文物单位创新利用虚拟现实等,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承载力、展现力和传播力”。④相关政策对于文博文创数字化的支持为数字藏品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实践层面,文博文物部门在应用数字科技活化文化资源的一线实践经历是数字藏品兴起的关键内生动能。2008年故宫于淘宝上线,在文博文创商业方面独树一帜。目前,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潮IP符号。据统计,2020年故宫博物院相关的10多家公司,文创领域1年收入超1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⑤,也带动中国文化向年轻的“网生”“数生”代群体普及,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另外,苏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敦煌博物馆近年来均在文博文创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2013年至2015年,苏州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额翻倍,2021年其文创产品销售额达4305.89万元。⑥上海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额逐年增加,2021年达2090万元。⑦良好的经济效益证明,博物馆文创之路是必要的可持续健康运营的重要支撑。文博文创产品增加了博物馆收益,扩大了博物馆消费群体,拓展了文博机构的文化传播、科普教育等关键职能。文博资源数字化能够有力支撑文物保护工作,更大限度地发挥其文化价值,已经成为全世界博物馆等典藏机构的共识。目前,全国被调查文物数字化进度约为44.11%,其中珍贵文物藏品占总数的67.82%。⑧中国最初发展起来的数字藏品业态,是以文博机构为主体,借助区块链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展现珍贵文物藏品,并作为文博文创数字衍生消费品进行电商化交易。在文博资源数字化的进程中,数字藏品作为文博文创数字化的载体得以兴起,其本质是文博文创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创衍生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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