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包含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研究两个分支领域)已经走过了120余年发展历程。在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教育史学研究者有必要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前瞻性思考，从而能使自己更加自觉地坚持研究宗旨，明确历史使命，更加有力地发挥教育史学科的作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为学术和社会做出新贡献。 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宗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于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所做的批示，后来成为我国当代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成果的指导思想，也是指导历史研究包括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南。“古为今用”，就是吸取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华的成分，为反映现实服务。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在继承、借鉴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悠久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这些宝贵的遗产，必须继承，而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继承是批判地继承，而不是一切照搬。“洋为中用”，就是学习一切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各民族的文化之间从来都是互相吸收、互相发展的。文化艺术原理上的共同性与表现形式上的民族性、多样化是辩证统一的。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成果与贡献，都为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因此，在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不能采取关门主义，尤其是在21世纪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代，更不能自我封闭，而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有鉴别地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和理论战线的指导思想，还成为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宗旨。 教育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应当始终坚持这一宗旨。特别是在这个更多倡导创新的新时代，不能人为地割断当今教育与古代教育传统的关系，不能阻隔国内教育发展与国外先进经验的联系，要正确处理好“今”与“古”、“中”与“外”的关系，以达到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拿来为“今”所用、为“我”所用的治史目的。 教育史学界的老前辈们就十分注重这一研究宗旨。在《教育史研究》创刊号上，已故教育史家毛礼锐、滕大春等前辈就强调，“‘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是教育史研究者的奋斗目标，教育史研究应竭力使教育的历史遗产转化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资源”；“教育史家常在古与今、东与西、中与外的教育发展中看到令人吃惊的重演，而这些重演恰恰显示各时各地的教育活动都摆脱不掉教育的客观规律的制约”①。这就是之所以古代的教育经验能够为当代教育发展服务、外国的办学思路能够为中国教育改革服务的原因所在，即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教育，只要是尊重教育发展的规律，体现了教育发展的宗旨，就能为我所用，成功、有效的教育理念和经验是不分时代和国别的。老一辈教育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们希望教育史学界的后人在研究过程中，要着眼现实改革，研究传统教育，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教育，要充分体现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为了给当今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和动力，突出研究外国教育史是为了给中国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国教育史的时候，要时刻围绕当今教育改革这个轴心；在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同时，要始终本着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重点要放在为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提供历史经验上，而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内容也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和取舍，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应始终坚持的宗旨与追求。 正像法国当代教育史学家安多旺·莱昂(Antoine Leon)所说：“除了科学的天职以外，教育历史还被用来当作一种实现战斗和治疗目的的工具。……可以把自己时代的问题投射到那些被认为表面上有关的时代。”②欧美的教育史学家也有同感，他们正是看准了教育史上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潜藏着能为现实教育发展提供奋斗动力的兴奋剂，或是可为当今教育弊病提供治愈康复的药方。只要善于以现实的问题为牵引进行研究与探索，教育史研究就会以问题史的方式奉献给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现实一份有价值的礼物。而且现实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们也一定会积极地接纳这份不薄的礼物，因为“传统影响了教育家的态度和现实印象与教育制度的使用者”③。当然，在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宗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以古非今、盲目崇洋的错误倾向，更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范式，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借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中国过去的传统和外国的教育，但最终目的是要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明确存史求真传承积累与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双重使命 教育史学的基本功能是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学术功能是其本体功能、直接功能；社会功能是其派生功能、间接功能。教育史学功能的科学发挥是本体功能、直接功能与派生功能、间接功能的辩证统一。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派生与延伸。 教育史学本体功能、直接功能包括存史求真、传承积累。因此，要发挥教育史学的基本功能，教育史学研究者就要首先做好学术研究，为中华学术文化存史求真、传承积累打基础。教育史学的派生功能、间接功能包括鉴往知来、资政育人。因此，要发挥好教育史学的派生功能、间接功能，教育史学研究者就要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想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吸收与借鉴。研究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现实教育问题，而解释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推动现实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英国教育史学家哈德罗·帕金(Harrod Perkin)指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④教育史研究只有与现实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研究效果和社会效益。教育史学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服务，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在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中研究教育现实问题，为教育改革及领导决策及时提供教育史学的借鉴，从而实现教育史学科的自身价值，体现教育史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