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世界中，“批评”(criticism)一词源于古希腊词语krites，其含义是“评判”(judge)。①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文学批评古无定名：“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②可见，中外的文学批评概念的原初内涵皆涉及评估、反思、辨析、判断等义，蕴含着价值判断的重要取向。时至当下，以中国文坛为观察对象，可以发现“文学评论”与“文学批评”几乎成为可相互替代的同义词。文学评论的指涉极为宽泛，对于作家作品的描述、读解、赏析、表彰等都可归入其麾下；文学批评则应属于文学评论的一支，包含较为鲜明的批判色彩和价值判断的评论。两个概念等量观之，导致真批评的立场、观点、话语时常付之阙如，而以文学批评家自居的“文学表扬家”与日俱增。我们不禁要反思：真批评的隐藏或逃逸，究竟是反映了文艺评论生态的和谐与友好，还是透露出某种困顿和暮气？究竟是增强了文艺评论事业的建设性，还是削弱了文艺评论事业的战斗力？ “真批评”或许更接近文学批评的原初意义，从态度看，其为客观公正、真挚坦诚、心口相一的批评；从路径看，其为有思辨意味和明确价值判断的批评；从效果看，其为恰切有效、符合公共理性、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作为“真批评”的敌人，“伪批评”要么扛着批评大旗，行无理酷评棒喝之事，要么以批评为幌子，实际从事溢美捧杀的工作，要么干脆不事声张，写下不痛不痒的读后感抑或印象记之类的美文。褒贬错乱或空洞无效的伪批评大行其道，被浑然不察或习以为常，在话语盛宴中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文学批评家已蔚为大观，这种看似和谐欢欣的批评生态，恰是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之所在。想要从文艺评论的宽广道路，踏进文艺批评的窄门，抵达真批评的目的和效果，批评家有必要对自己更加苛刻，有更高的自我追求，识别和戒备真批评旅途上的路障和陷阱，为自己树立“假想敌”，战略上重视有可能对自己造成钳制的潜在要素，有则摒弃，无则自勉，不断改进批评作风，精进批评技艺，提升批评的战斗力和说服力，自觉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批评家的使命职责。这份“假想敌”的清单因人而异，可能会拉得很长，笔者仅针对当下文艺批评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择要予以分析。 阐释限度 阐释学的分支之一是文学阐释学，文艺批评绕不过阐释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与方法。批评的限度，不仅事关阐释路径和半径的技术问题，更关乎阐释有效性的批评伦理问题。当下的文艺批评文章往往存在阐释路径扭曲或断裂，阐释半径过长或不足等问题，可以说，阐释过程是自然贴切还是生拉硬拽，阐释域是张弛有度还是宽窄失调，都会影响到批评的有效性。 阐释路径的扭曲或断裂，很可能是由理论先行造成的“强制阐释”引发的。理论一直是批评家赖以行走的拐杖之一，但对某些批评家来说，理论征用有时并不顺手，拐杖没有成为第三条腿，反而成了绊脚石。从理论兴趣出发，以哲学或诗学为名剪裁作品，即为近年来广为学界诟病和批判的“强制阐释”的典型特征。强制阐释的盛行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各类理论范式的井喷不无关系。“20世纪极为复杂的历史，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与文学、批评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关联性”，③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都是社会历史产物。然而它们大多具有西方理论背景，且多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社会实践中生根发芽。强制阐释的根源在西方，然而却在中国本土得到实践的有力支持。 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语境中，不少批评家对于西方理论往往未予以充分消化，就急于和本土批评实践挂钩，常见表现方式是脱离论述语境的引经据典，引文内容冗长而艰涩，既与论述观点剥离，更与研究对象的有机整体割裂，表面渊博厚重的学理和知识，未能运化出批评家的独立思考，也无法渗入研究对象的核心，终究暴露出两张皮的尴尬。强制阐释既有可能造成阐释冗余，也可能造成阐释不足。比如，一部作品的意义范围可能比较单薄狭窄，并不够格被纳入某种理论强大宽阔的解释体系，而批评家用一顶巨大的理论帽子扣在作品头上，必然导致阐释的越界。而相反的情况是，一部作品的意义世界极为驳杂混沌，而批评家仅用某种窄而偏的理论加以统辖，不足以揭示作品的总体意向，导致阐释效力不足。以强制阐释为特征的文章，内容多穿凿附会，文辞枯槁生硬，文质皆失。对于西方纷繁复杂的批评理论，我们应辩证对待，“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④这既是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要求，也是改进文艺批评方法和纠正文风的要求。 阐释半径被不加节制地拉长，可能与批评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及话题延展力有关。知识及阅历驳杂、联想力出众的批评家往往善大开却不善大合，行文放恣奔放，兴趣包罗万象，随物赋形，固然也裹杂不少感悟和洞见，却常常无法聚焦作品的核心意义加以抽丝剥茧，如此的批评可能是一篇兴致盎然的散文随笔，却往往会偏离靶心，失去重量。阐释的冗余，也可能与批评家过于宽泛的研究视阈或兴趣有关，一些批评家乐于征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话语范式来关照文学作品。跳出文学来谈文学，看似丰富了批评话语，实则加剧了批评的非文学化、脱文本化倾向，导致批评的虚空失效。比如，文化研究的视阈和方法踏足文学批评领域已是屡见不鲜，起初令人耳目一新，开辟了批评的新视界、新场域，然而文化研究范畴的庞杂及概念化倾向，也极有可能抑制文学批评的淋漓生气。总之，文本的开放不等于阐释的无度，“无论哪一个文本都可任由阐释，阐释可以无限，但无限的阐释不一定有效”。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