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空间问题的日益凸显，空间研究话语不断膨胀，形成西方学界备受关注的“空间转向”。作为“文学/文化空间研究”代表人之一的罗伯特·塔利(Robert T.Tally Jr.)提出了“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phy)理论，在晚近西方地理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别于文—图孽分意义上的文学地图理论，塔利赓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思想，揭橥文学写作即“绘制地图”的理论。塔利强调文学叙事作为一种制图通过文本所建构的总体性的世界，重新弥合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以此回应人的空间焦虑乃至生存危机，为人的存在定向。此一文学制图理论不仅揭示出制图与文学写作的内在关系，而且将文学制图上升至人的生存层面，为理解和反思人的生存现状开启更为宽广的视域。鉴于国内学界关于塔利文学制图理论的引介有限，①尤其对塔利文学制图理论内蕴的生存价值尚有深入发掘的空间，本文将深入诠释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期拓展国内学界有关文学/文化空间研究新的视野。 一、我绘图，故我在：文学制图与人的存在之定向 现代性对空间的促逼加剧了人与世界的疏离，凸显了人的生存困境。正如詹姆逊的“新空间性”(new spatiality)(《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217)所说的那样，传统的地标已经不能为人提供指引，个体无时不处在一种超越了自身认识和感知维度的空间之中，导致其完全不能从透视或者立体的角度去把握距离，世界由此变成一个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无法解读的超文本。(《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05—407)人之在世急需一种无论是具体的还是象征性的“空间架构”(spatial frame)，以此获得方向感和安全感。(段义孚，《无边的恐惧》178) 针对此种后现代状况下的空间迷失，塔利继承了海德格尔(Tally，Topophrenia 81)、卢卡奇(Tally，“Mundus Totus Exilium” 214)、萨特(Tally，Spatiality 65)等人的思想，深入揭示了隐含在空间迷失背后的人的存在危机，提出“处所意识”(topophrenia)的概念以诠释此种现象。“topophrenia”是塔利创造的一个名词。(Tally，Topophrenia 34-37)从词源考古学而言，“topo”源于希腊语词根“topos”(place，或译处所、场所)，指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处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点或空间，“phrenia”(mind)原意为“疾病”“障碍”，常常使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词。塔利在此并不想用“topophrenia”指代某种疾病，而是用其来表示人对于处所有所意识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与处所相关的焦虑、不安与恐惧的主体体验。(朱立元等143)从“处所”或“场所”(topos)的含义而言，其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空间观念。亚里士多德曾将“处所”界定为一种概括空间经验的哲学范畴。在亚氏看来，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某一处所之中，处所是特定事物所处的具体的、有限的空间，与物体的存在密不可分，是物体固有的属性。(吴国盛3—9)随着近现代思想家对于空间的反思，“处所”衍生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处所”既不是人的客观生存背景，也不是与人无涉的“对象化”空间，而是“我”与世界交往的场所，代表着此在与世界之间生存性的空间关系。海德格尔在《筑·居·思》(Bauen Wohnen Denken)中通过“栖居”这一概念揭示了处所所承载的生存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处所(topos，ort in German)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聚集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供人类“栖居”的家园，它促成了“人与世界的相属关系”(塞普231)，代表了人类本真的生存状态。此种人在“去存在”过程中产生的个体的内在体验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所形成的“家园”，即“自我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场所”，是理解“生命(Bios)的一个谱系场所”，其比之于空间更接近存在的本源。(205—211)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承续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处所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其含蕴着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精神，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意向性和属人的特征。(7—10) 塔利强调，此种对于处所的需要和关切逐渐凝聚成了埋藏于人类精神深处的“处所意识”，它表现为主体内心持久的地方关切(placemindedness)，其揭示了人“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思考地方……以及主体和地方之间的关系”(Tally，《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126)。而此种持续、强烈的处所意识既可能激起人对于某个特定地方的热爱和依恋之情，给予人归属感和安全感，即段义孚所言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恋地情结》136)，又可能使人形成对特定地方的害怕、畏惧之情，即“恐地情结”(topophobia)。(Trigg xxi)然而现代性对于空间的促逼使得原本承载生存意义和情感价值的处所被不断地消解，处所被化约为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感”的城市空间网格，个体与处所的同一性由此断裂。人从而陷溺于一种“不知其所”(out-of-place)的状态，再也无法回归那种能够提供支撑和定向的精神家园。由此，塔利“越过‘恋地’‘恐地’的对立”(陆扬26)，强调融入人的主观经验的处所意识是指一种令人体验到的不满、不快、不安的空间焦虑，主要是人对逝去的处所及其所代表的存在方式即“无”的“焦虑”，纵使人在自己特别熟悉的地方(如家中)，也会感到无可名状的不安，甚至是恐惧。(Tally，Topophrenia 42-43)此种处所意识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烦”(angst)、萨特所言的“恶心”(nausea)(81)相埒，是一种对生存的“无根性”之焦虑，其使人们陷入某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莫兰269)此种永远失去处所的痛苦和如影随形的处所焦虑渗透在人的思想以及行为中，支配着人的整个生存状态。 有鉴于此，塔利继承了詹姆逊的“认知绘图”思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22)，进一步提出文学制图的理论。塔利认为文学是一种制图/绘图(mapping)形式，是记录“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状况中所面临的空间混乱与社会混乱”(朱立元等147)以及解决此种空间迷失的一种想象性的“绘图”策略。在塔利看来，文学具有一种类似于制图的功能，能够通过叙事象征性的表征社会空间绘制出一幅完整的且具有意义的世界图景，为主体理解和反思抽象的后现代空间提供一种清晰易读的“全景图”。实质上，塔利强调文学制图是以叙事的方式为世界“赋形”，其目的在于营构出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世界，此一世界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改写抑或是对替代性世界的想象，也是对世界系统中显然不可表征的整体性的象征性建构。此种文学叙事所绘制出的文学空间作为一种本真性的空间，它扬弃了空间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揭示出人与世界根本性的存在关系，即人“在世界中”，从而开启了人的本真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