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下叶文学批评大潮中，解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转折点和后续众多批评派别的策源地，无疑是倍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一个支流，说它是哲学立场的有之，说它是政治思维的有之，说它是阅读模式的有之。当然有说服力的还是这一学派的宗主德里达自己的表述：“我所求索的是解构的一般策略”，“这种策略要规避简单地‘调和’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也要规避简单地通过确认而‘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封闭领域”。①此处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所针对的是西方文化由来已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他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种种建树恰恰极大地丰富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内涵。 一、解构何为 “解构”一说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1967)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而其解构的矛头所指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原话如下： “理性”支配着被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逻各斯——也许正因如此，它应当被抛弃。它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的意义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lá désedimentation)和解构(lá déconstruction)。② 据德里达说，最初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将一个德文词即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毁坏)转译为法文，以寻求一种分析和揭示传统本体论的方法，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解构”(déconstrution)。但它没有“摧毁”的意思。“解构”的目标就是“对一些记忆，一些谱系，一些既定的等级结构进行分析和揭示”。③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以来，已经设定了种种等级关系，诸如理性高于感性，积极高于消极，男人高于女人等等。这种等级观念不仅存在于学校和图书馆，而且还存在于社会、政治之中。而解构一说的提出，旨在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记忆来改变这种既定的等级观念。不过德里达又强调：“解构并不是纯粹的否定，它里面包含肯定，就是回到源头寻找原初的‘是’(yes)。去掉传统的‘中心’主义。”④ 这是德里达晚年在访问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时所言，对其学术思想带有总结意义，大致覆盖了他所提出的“解构”一说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构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它对于这种自古已然的哲学惯习具有否定性和消解性。1966年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人文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的演讲，在这一被视为解构主义宣言书的演讲中，德里达对西方哲学中陈陈相因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他从语言学角度发难，大声疾呼“必须开始考虑根本没有中心，中心不能看作是一个正在出席者的形式，中心没有天然的所在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无处(nonlieu)，在这无处中，符号替换进行着无穷尽的游戏”。⑤他指出，在语言学方法论上，以往仅仅用能指/所指的二分法来说明语词的意义呈现过程是不确切的，语词的意义呈现并非像以往那样总是由能指引向所指，而是在能指与能指之间进行转换，这就像查字典，要弄明白一个词的意思，就必须去查另外的词，而要弄明白这另外的词，又要去查更多的词，如此等等，永无止境，构成一条长长的语义链。而语言的符号意义就生成于这一查找过程之中，查找的过程是无穷尽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实现也是无穷尽的。因此意义的彰显只是在能指与能指之间展开的一场游戏。德里达赞同如下说法，在这场游戏中，“比起极为丰富的能指所能涉及的所指来，能指是太丰富了”，这种能指与能指之间无限的替换是一种“超量的表意法”。⑥而那种超验性的“意义中心”只具有“零度的象征价值”，⑦这就是说，以往人文话语总是围绕“中心”来彰显意义，所谓“中心”，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奉为最高本体的本质、存在、实体、真理、理念、上帝之类概念。其实这种“中心”是不存在的，是理应被消解的。虽然在这一演讲中尚未使用“解构”一说，但其精义所凝，已呼之欲出了。 其次，解构不只是否定性、消解性的，它也是肯定性、建构性的，甚至后者更值得重视。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词源看，“解构”都带有毁坏、拆解的意思，容易引起人们误解，以至将其归于否定性、消极性词语之列，因此德里达反复作出说明和解释：“当然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⑧其实当人们以为它是说“否”时，它恰恰是在说“是”，“首先对思想说是，对那种不能被还原成某种文化、某种哲学、某种宗教的思想说是。对生活说是，也就是说对那种有某种未来的东西说是。对要来的东西说是”。⑨总之，解构是在拆解和清除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重新铭写。但是德里达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解构的肯定性和建构性并不意味着以一种新款的逻各斯中心取代旧式的逻各斯中心，那只是原先等级制的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而解构的精髓则在于彻底清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淤积，进而构建“世界的新面貌，人、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的面貌，以及通过解构寻求的新的规律和法则”。⑩ 再次，解构具有广泛的共性和普适性，它适用于所有情况，而非仅限于一种目的，所以它无所不在。德里达说他更愿意用复数来指称“解构”一说，并试图证明在社会、历史、经济、技术、军事等现实中到处都存在着解构。他也不认为解构并不持有某种终极目的，从某种角度说它是无限定的，无止境的。因此不妨说，解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另外，解构在哲学的、司法的、政治的、美学的以及其他研究领域中被采用，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操作、哲学陈述或语义分析，它必须向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提出挑战。因此当被问及今天是否处于一个“解构的时代”时，德里达答曰：“让我们说这是一个具有某种解构主题的时代。”(11) 第四，正因为德里达并不将解构视为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当作在书斋中讨生活的生存状况，所以他往往赋予解构活动以充实而又鲜活的历史主义内涵。在他看来，那种无情境的一般性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我们应当分析的是这种具体上下文中的兴趣所在”。(12)一旦文化、历史、政治情境有所变动，解构的姿态、策略和方法便势必发生如影随形的变化。德里达的作为可谓现身说法，他本人曾经历过席卷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五月风暴”的洗礼，虽然他觉得这场运动并不合自己的口味，也没有感到是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变革，但却发现“在1968年5月的前进潮流中，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改变了自己”。(13)学者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来写作，教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教学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教师之间也不再以往日的方式进行交流，尽管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一个月内改变的。此言不啻是德里达自况之辞，透露了其自身发生的微妙变化。后来被问到“是否可以说，几年来，您的工作有一种更加肯定的政治维度？您的著作是否具有更加明显的政治效果”时，他毫不含糊地表示肯定。(14)这就决定了德里达往往一只眼盯着学术领域、哲学范畴内发生的事情，另一只眼盯着社会历史、现实政治领域内的变动，犹如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他说：“我一直有两个战场。关于这个时期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从未停止过。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但无论在写作中还是在授课中，我总是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5)后来有论者对解构学说明显的政治倾向作出评价：“许多(也许人多数)解构批评家认为，它们在追求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批评实践是与一种政治实践相连的。解构主义运动的力量和活力，离开了其政治关注点，也就不能被理清。”(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