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不一定系统，但是却也有效的阐释着自己。到了近现代，西学东渐，传来若干西方的近现代观念，其中一个观念就是“文学”观念。 自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后，国人以此观念为标准反观华夏传统诗文世界，得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与结论，其中一个就是“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当代中国，又有“汉代文学自觉”与“春秋文学自觉”诸说出现，这一态势使得需要从“文学自觉说”的层面来审视问题了。文学自觉说到目前为止还笼罩性的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正因为其影响大，所以也最有反思与探析的必要。 中国期刊网上关于文学自觉说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是“绝大多数是继续发挥‘魏晋文学自觉说’和应用其去解释魏晋或者魏晋南北朝某文学现象、某个作家的创作”却“少有反思性的文章”[1]。这少有反思性的文章中，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的赵敏俐的文章《“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笔者在2008年也曾撰有《“文学自觉说”商兑》一文接续赵敏俐的反思，对此一问题做了理论性的探讨。最近若干年，笔者又阅读到了一些新的材料，这些新材料足以让人对文学自觉说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再探析，于是就有了本篇文章的产生。 一 “文学自觉说”不是中国产，而是舶来品，来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文。该文分五次发表在日本《艺文》杂志上，而提出“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2]这个基本观点的部分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在1919年10月号上，另外四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19年11月号、12月号，1920年2月号、3月号，所以国内学界说铃木虎雄提出文学自觉说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是不太准确的[3]。到了1927年夏天，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有一个演讲，讲题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演讲中，鲁迅提出了“文学自觉说”中最为流行的“魏晋文学自觉说”，鲁迅的这篇演讲中关于“文学自觉”的一段演讲辞原文如下：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4]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看法和铃木虎雄的见解有没有关系。铃木虎雄言说在前，鲁迅言说在后，是否后者是阅读过前者的文章或者著作然后欣然同意了铃木虎雄的看法，或者是鲁迅独立提出的看法。铃木虎雄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除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一篇，还发表了《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周汉诸家的诗说》两文，铃木虎雄后来把这三文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诗论史》，该书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发行，在该书“著者序”中铃木氏说道：“作为研究的成果，首先于明治四十四年七月至翌年二月在《艺文》杂志发表了《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其后于大正八年一、二月在该刊发表《周汉诸家的诗说》，于大正八年十月至九年三月又在该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顷间，本室同人拟刊行《中国学丛书》，因将以上论著整理条贯，辑为三篇，总名之曰《中国诗论史》。”[5]鲁迅是否看见《艺文》杂志上的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不得而知，但是，从《鲁迅日记》中却可以发现鲁迅购买过《支那诗论史》：“午后访李小峰。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社会进化思想讲话》一本。”[6]所谓《支那诗论史》即《中国诗论史》也。鲁迅购买该书时间是1925年9月15日，距离铃木虎雄在《艺文》杂志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已经过去5年，但距离1927年还有两年，即使鲁迅没有整本书都阅读一过，但恐怕买书后翻看一下该书目录大体是应该有的事情，而该书目录上就赫然有“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一标题，所以，鲁迅提出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看法是受了铃木虎雄的著作影响，这大致是能够成立的。 铃木虎雄提出魏代是中国文学自觉时期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他认为：“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7]可以看出，铃木氏是以文学是否摆脱对道德论的依赖来判断自觉与否，如果把鲁迅的看法“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相对照，则可以发现，鲁迅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理由与铃木氏的理由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鲁迅把“魏的时代”改为了“曹丕的一个时代”而已。 二 铃木虎雄毕竟是日本人，其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行量也有限，故而他的论说大面积的直接影响中国学界的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鲁迅的论说接地气，能够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学界的研究路径与观念，所演讲的地点又是开埠通商最早得风气之先的广州，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众多，传播速度当然要快很多，传播范围当然也要广很多，从事实上看，鲁迅1927年7月发表了此演讲，8月其演讲辞就连载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178期上了，而其改定稿又在1927年11月16日发表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