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代文学之巨擘，元好问向来是宋金元文学比较研究的焦点，相关专著及论文成果极为丰硕，涉及史学、哲学、儒学、道教、佛教、书学、医学、民族、美学、民俗、教育、画论、乐论、文学、文论及其文体等方方面面。其中文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多种文体形态和文体题材的研究上，前者如散曲、辞赋、小说、碑传文、碑志文、碑铭文、杂记文、序跋文、记体文、词序、词题、七言律诗、七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绝句、乐府诗、论诗诗等，后者如边塞诗、丧乱诗、儿童诗、隐逸诗、杏花诗、咏史诗、涉梦诗、咏花诗、山水诗、赠答诗、绝笔诗、理趣诗、宛西诗、忻州诗、东平诗、唱和词、山水词、咏物词、杏花词、纪梦词等，大体是着眼于文体的文学研究。而相关的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研究，则多为词体及分类方面的个案研究①，还缺乏对元好问总体的文体观念进行的观照。我们遍检元好问文学作品及历代评论史料中的文体言论，以《论诗三十首》为总纲，全面分析和系统构建其文体思想体系，并与金代王若虚及宋元文体观念进行比较，以见其在宋金元文体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论正体与无定体：不以绳墨自拘的文体正变观 《论诗三十首》集中反映了元好问的文学思想，亦包含着丰富的文体思想。其中第一首又是组诗的理论总纲，而这个总纲则体现了其有关正体与伪体、正体与变体及雅体与俗体之间辩证关系的文体通变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文学思想是以文体思想贯穿始终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如《论诗三十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②也就是说，有感于古代诗学史发展过程中正体与伪体的混乱不一，他通过辨析诗史演变的正伪清浊，从而厘清并使得诗体承传脉络变得泾渭分明。 《论诗三十首》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而且这一文体理论总纲也继承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之辨析正体与伪体的辨体观念，且这个“正体”就是《诗经》“风雅”及“汉谣魏什”的雅正之体，与“俗体”亦为对立范畴。此外，文体的“奇正”观念也是这一文体观念的体现，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③血籍中其此类相关言论的文献颇多，都是这种文体观念的体现。 其一，关于正体，元好问往往称“岂文之正哉”“学术醇正，文笔高雅”“唐宋文派乃得正传”“不足以知诗文正脉”“文章圣心之正传”等，如《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德卿传其甥王从之文法云：……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学术醇正，文笔高雅，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诸儒皆师尊之。”④《闲闲公墓铭》：“及翰林蔡公正甫……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⑤《鸠水集引》：“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某不敏，不足以知诗文正脉……呜呼!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⑥。以上所论虽更多着眼于与诗文内容形式、文道关系、儒家思想、文章不朽等有关的文学创作、文学功能的师法传承等，但这些关乎“雅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的复杂问题，若以“正体无人与细论”这一文体论总纲来看，就可以简明地从“正体”这一文体学视域被观照，其具备提纲挈领的意义。 对于元好问这种以传承风雅传统之正体和疏凿清浊泾渭之辨体为己任，从而使得金朝百年以来能够形成“得文派之正”的文学思潮功绩，元朝以来历代文论家在评价元好问诗文创作及文论价值时多有论述，并多从文体体派的文体学视角进行总结。 如论古文文体派，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曰：“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⑦清李祖陶《元遗山文选》评《答聪上人书》：“一代之文，必有一人为之宗主……量体裁而权利病，使文体悉轨于正……先生所以为一代宗主。”⑧以上论述皆注意到元好问通过“量体裁”的考量来辨识文体利病正伪的辨体理论识见，以及纠正文坛弊端并“使文体悉轨于正”的文体创作实践。 论诗体，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曰：“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浮艳，怪诞癖涩，
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振起衰踣，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委坠废绝，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太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⑨。结合历代诗体的语体风格的盛衰变迁，指出金人文学风气之所以能够“粹然一出于正”，正是元好问以“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之正体纠正当时沿袭六朝以来“纤靡浮艳，怪诞癖涩”之“伪体”“失其正”的正本清源的文体革新功绩。又如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予尝仿遗山《论诗绝句》，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别李周卿三首》其二：寻源溯流，确是正派。”⑩这些论述亦以元好问“正体”“正派”的体派术语和文体概念来仿作诗体和展开文体批评，也反映出元好问文体观念的深远影响。 诗体、文体并谈者，如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11)其都看到了元好问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革新功绩归根结底在于其文体观念。 其二，关于变体，元好问着眼于唐五代宋辽金的“文体古今之变”，针对“巧伪失天真”之“伪体”盛行而致诗道崩坏的文坛弊端，提倡“正体”和“新体”。如《中州集》：“衰俗波荡中，挺挺有烈丈夫风气……不应以文体古今之变，而疑仙语也。”(12)“观察显卿云：‘文章变古名新体……’”(13)《闲闲公墓铭》：“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14)《赠祖唐臣》：“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珉玉何曾辨，风花秪自新。”(15)以“珉玉何曾辨”喻正伪辨体，以“风花秪自新”倡变体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