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3)-010-10 DOI:10.13399/j.cnki.zgwxyi.2023.03.002 治理话语在学术界广泛使用并流行开来，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现代化”政策引导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各领域对“治理”①一词的创造性运用。文运与国运相连，文脉关乎国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社会主义文艺治理的工作。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的生成与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分不开，更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了中国学界对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的精神探索。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始终传达着文艺治理主体②的价值理念，既对文本意义的生产实践有着规范和引领作用，又能满足推动文化建设和彰显文化力量的目标需要，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艺治理者的立场态度和文艺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看，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既是具体文艺治理实践的成熟方略，也是中国文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之所以是“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是因为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突出显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治理上形成的思想成果，主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的理论品质，对包括文艺知识分子和文艺活动在内的文艺生态有着塑造作用，又促进了文化领导权的牢固确立与构建，有力推动了中国化“人学”文艺话语体系的建构。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以期全面把握治理话语自身的特殊性，深入认识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脉络和演变逻辑，揭示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活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价值，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式文艺治理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效应。 一、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的品格 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本土国情和文化传统，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治理方面形成的思想成果，对于加强和巩固文艺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文艺治理的历史实践中，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与重视，人民性品格和现实性品格因而是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的最显著特征。 1.人民性品格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中国特色文艺治理的历史实践中，人民既是文艺治理领域的主体性基础，又是文艺治理活动的客体对象。 人民性品格首先表现为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放在首要位置。人民应当成为文艺创作所表现与描写的主体，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的重要命题。在《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致玛格丽特·哈克纳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文艺作品内容的人民性，主张文艺积极表现“独特的人民精神”[1](P76)。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标准，为革命战争时期的文艺实践指明了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人”的文艺治理的立场问题。由于身处民族救亡战争的特定时代，他明确主张文艺要首先为构成人民主体的工农兵服务，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P67)。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延安讲话”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基本精神存在一致性[3](P166)。在文艺创作方面，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深入了解工农兵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实际，“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2](P64)，做到同人民大众真正打成一片，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能“表现群众”的文艺作品，从而在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中扩大文艺的作用与影响，在推进革命文艺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文化领导力。在经历社会的复杂变革之后，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的时代语境，在继承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基础上，围绕人民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做了进一步理论思考和探索。邓小平的“祝词”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应当表现与赞美人民的优秀品质，“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4](P21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国情和世情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文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的方位和作用，突出强调新时代文艺治理方针中的人民性要求。在“北京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文艺的人民性，“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5](P17)。文艺人民性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的根本要求与准则，人民不但是文艺表现与创作的主体，而且是文艺价值的评判和鉴赏者。2021年，习近平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6](P177)这是对毛泽东“延安讲话”和邓小平“祝词”中文艺人民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文艺为什么人”重要命题在新时代新建的理论表述与阐释。毋庸置疑，文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底色不变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人民性品格的另一表现是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重视塑造人民，致力提升人民的自为意识并着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文艺作品不仅仅需要表现人民的情感生活，更应当彰显和培养人民的独立意志与斗争精神。毛泽东指出，革命群体(“工农兵”)迫切需要“普遍的启蒙运动”，“现在的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7](P861-862)。因此，以文艺塑造、发展和提升工农兵的革命性，通过工农兵所需要的、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提高工农兵，以完成对革命新人的自我塑造，便能够更好地构建起革命统一战线和共同体力量。当然，革命文艺应当根据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7](P861)，助推人民群众的团结、斗争和解放，进而帮助群众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新时期伊始，邓小平明确提出文艺领域的“新人”问题，主张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须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人民的时代理想与精神，“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4](P210)。同时，要“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4](P210)。邓小平在“祝词”中阐明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强调了文艺与“社会主义新人”教育之间的关联，为新时期的文艺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进一步推动文艺服务于人民的工作，习近平在“北京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作品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5](P6)，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精品力作，“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5](P7)。文艺活动应当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提升的需要，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从而让人成为“本质上文化的人”，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可以说，人民性品格作为文艺治理话语的内在特质，既从根本上保障了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善治的不断实践。 2.现实性品格 现实性品格是中国特色文艺治理话语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所谓文艺治理话语的现实性，就是指文艺治理话语以文艺活动、文艺组织和文艺现象等为言说对象，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调整相应策略，表现出对文艺场域存在的问题积极正视的姿态。现实性品格要求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批评具有特定时代的特点，以引导文艺实践满足特定时代的价值需求，将指导文艺工作者融入当下社会和实现文化善治为根本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