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切历史研究,美学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连续的过去。它不应该停留在对主要美学家的列举(就好像从一位跳到另一位)和对其学说的介绍,而应该进一步追溯过去的众多美学学说各自的发展线索,相互之间的交织、争论与胜败,并由此解释整个美学史曲折变化的原因。就此而言,美学史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查漏补缺:挖掘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忽视却不应忽视的文献。因此,需要对鲍姆加登这位“美学的父亲”进行研究。这当然不仅因为这一名号,更因为他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他的学说综合了源自经院哲学的一种主流的美的理论、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认识理论以及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的诗学传统,并且成为康德《判断力批判》所面对并试图摧毁的主要对手。 既然鲍姆加登对美的理解作为其美学的目的引导着对其美学整体的理解,正如《美学》(1750)第14节所展示的那样,本研究必须从对鲍姆加登的“美”的阐释开始。但是,这一阐释面临着很复杂的境况:鲍姆加登似乎对美先后做了两个界定,长期以来引起研究者很多困惑与争论。如何理解这二者的关系,成为试图进入《美学》一书的读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唯此,我们考察其美学时才不至于偏离方向,才能由此进一步揭示美学史从文艺复兴诗学到鲍姆加登美学、从鲍姆加登美学到康德的品味批判所经历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一个问题及其争论史 《美学》著名的第14节这样写道: 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满(perfectio cognitionis sensitivae),就认识是这样的而言(§1)。而这是美(《形而上学》§521、§662)。并且必须被避免的是它的不完满,就它是这样的而言(§1)。而这是丑(《形而上学》§521、§662)。① 在此,鲍姆加登指示读者参照自己的《形而上学》第521节,以理解“感性认识”的意义:“不清晰的呈现(repraesentatio)被叫做感性呈现”②;参照第662节,以理解为什么它的完满“这是美”: 完满现象(perfectio phaenomenon)③,或对于被更广地说的品味而言可觉察的完满(s.gustui latius dicto observabilis),是美。④ 从文字上看,《美学》和《形而上学》的这两处地方对美的界定(definitions)显然是不同的:前者为感性认识的完满,后者为完满现象。正是对这两个界定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界对《美学》的不同解读方向。因此,自从博伊姆勒(Alfred Baeumler)于20世纪初通过《18世纪美学和逻辑学中的非理性问题:至〈判断力批判〉》(Das Irrationalit
tsproblem in der
und Logik des 18.Jahrhunderts bis zur Kritik der Urteilskraft,1923年第一版)唤起德语学界对鲍姆加登的重新评价,同时首次提出这一问题,这“谜一般的”(r
tselhaft)⑤问题一直处于研究的核心地带。在我们看来,该问题已有三种如下解决方式。 (一)转向论 在博伊姆勒看来,《形而上学》(1739年第一版)中的对美的界定和《美学》(1750年第一卷)完全不同,而这表明鲍姆加登的美学设想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转向(Wendung)⑥。他认为,“在《形而上学》中鲍姆加登仍然遵循沃尔夫式的美的界定。由于他把完满按照莱布尼茨式的意义理解为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因此他坚定地驶向了对象主义式的、形而上的方向”⑦。按照这样的思路,他把鲍姆加登的“完满现象”(perfectio phaenomenon)理解为“显现着的完满”(die erscheinende Vollkommenheit),或“显现着的、多样者中的一”(die erscheinende Einheit im Mannigfaltigen),并进一步解释,在此,“多样者中的一”应该被理解为“走进显现的那个超越性的内容”⑧。换言之,对于博伊姆勒而言,形象地说,《形而上学》中“完满现象”这一美的界定意味着美的基础在于“外在”于现象的那个自在的(“形而上的”“超越性的”)完满;如果自在的对象上没有完满,它也就不可能通过感觉力在现象中显现。他进一步援引了高特雪特的界定,即“如果一个这样的完满落入感觉力,又不被清晰地看透,而仅仅被明亮地感觉,那么它被叫作美”⑨,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简言之,我们可以按照博伊姆勒的理解把鲍姆加登的“完满现象”(perfectio phaenomenon)改写为“显现着的完满”(perfectio phaenomena/appearing perfection),进而改写为“完满的现象”(完满的显现/perfectionis phaenomenon/phenomenon of perfection)。 博伊姆勒认为,鲍姆加登在《美学》第14节对美做的界定则不是对象主义式的,因为在此依据文本“美是感性认识的完满”,“感性认识拥有其自己的完满”⑩,因此不再依赖于其“外在”的对象。博伊姆勒进一步分析这里的界定:“cognitio指向一;sensitivus指向多(区别,材料性的丰富),而perfectio仅仅意指二者的加强。”因此他不把此处的perfectio译为完满(Vollkommenheit),而是完满化(Vervollkommenung),即通向更加完满的过程,“它指向感性认识的更高程度”(11)。据说,这一感性认识的完满化具有一个功能(Funktion),即抓住个体(Individuum),这正是美学的对象,与逻辑的对象相对——博伊姆勒认为鲍姆加登在这里做的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直观与概念的工作。因此,遵循博伊姆勒的阐释,黎曼(Albert Riemann)毫不令人意外地把所谓鲍姆加登的“转向”视为从对美的基于理性的—对象性的(rational-objektiv)界定到基于理性的—主体性的(rational-subjektiv)界定(12)。这让人想起席勒在《论美》中对完满主义者和康德的划分。也正因此,博伊姆勒认为,《美学》时期的鲍姆加登已经摆脱了沃尔夫哲学。根据这样的看法,鲍姆加登的学生迈尔在依据老师的讲座而写成并先于《美学》出版的著作《一切美的科学的开端根据》(Anfangsgründe aller sch
nen Wissenschaften)中,完全误解了他的老师,因为他在此仍然这样界定美:“在整体上的美(Sch
nheit überhaupt)(13)是一种完满,只要它不清晰地或通过感性被认识。”(14)因此仍然是对象主义式的。就这样,博伊姆勒构建了一条从沃尔夫中经高特雪特到迈尔的对美的对象主义式界定谱系,而将《美学》时期的鲍姆加登排除在外,进而甚至批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反驳“美是一种完满”的观点时错误地把鲍姆加登也归在了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