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9-0086-15 唐代有其自成一格的文化格局，故而学界有所谓“唐型文化”之说。①若进而谈“唐型审美”，则有如视野开阔、海纳百川、格局宏大和生命力充沛等核心特征。这其中，“境”概念是唐型审美的关键部分，其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为在中国传统美学框架内起着统摄性作用的核心术语。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发展到隋唐五代时，“境”一词开始从单个概念演化为一系列具有家族相关性的概念群，出现了“意境”“境界”和“境象”等系列概念。这对中国文化和审美思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诗歌词曲，还是书法绘画，各个门类的文艺都出现了以境为标杆的取向。“境”概念由于更具容纳性、拓展性的特征而成为中国本土原有观念跟域外佛教理念彼此融合的桥梁，并在其演化过程中实现了优化升级，成为中国美学中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性概念。而且“境”概念在被唐代文人使用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属性，被提升到“人生境界”“天地境界”等高度进行探讨，具有与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相关联的终极价值意味。“境”概念这种伦理化倾向对后世影响至深，如两宋就演化出“理趣”“境界”“气象”“天人合一”等更为精致的范畴或命题。 一、“境”概念历史沿革追溯 探讨“境”概念，首先需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一个前置问题：“境”一词是如何在佛经汉译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华佛教一个核心术语的？理解了这一前置问题，有利于理解为何是“境”而非其他词，在唐代乃至后世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词汇。结合晋至唐这一时段内的文献，可知“境”概念之所以能产生群体共识而成为中华佛教的核心术语之一，乃是长时段积累和多重因素交织发生作用后的结果，可将其总结为“魏晋玄学打底，晋代僧人借用，唐代僧人不断丰富”的过程。 整体而言，“境”概念在中国本土漫长的语义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从实指向虚指的演变趋势。最初在《左传》等文献里在具体语义层面被使用，可解释为“界限”，如《左传·宣公二年》里所谓“亡不越竟”(“竟”通“境”)。②而到了《庄子》等文献里，已开始在抽象语义层面来运用，可解释为“领域”“状态”，如《庄子·秋水》里有所谓“是非之境”，③《淮南子·修务训》里有所谓“见无外之境”等。④这就为玄学从形而上的虚指层面探讨“境”概念做好了文化铺垫。 玄学家在阐释自身思想时需要一个具有涵盖性、统摄性的概念，用于描述高于俗世的超远境界。而“境”概念正好符合这一诉求，于是最终被玄学家选用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概念。王弼虽未直接以“境”概念为探讨对象，但他对“道”的细致探讨阐述清楚了玄学家所言之“境”的核心内涵。其云“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极之，亦至道也”(王弼《老子·五十一章注》)，⑤此处“至道”就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在他看来，圣人“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⑥圣人有情义但又高于一般的凡人之情，而是达到了领悟万物背后的宇宙生命秩序的智慧境界。其后郭象在王弼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将“境”提升为术语，如他在《南华真经序》里提到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又在《逍遥游注》里提到所谓“游心于绝冥之境”，⑦推崇的都是个体生命的至高精神境界。其他文人也开始更加广泛地使用“境”概念，如，嵇康《声无哀乐论》里提到“应美之口，绝于甘境”，⑧《世说新语》也使用了“渐入佳境”一语等。⑨ 玄学作为融合道儒两家的重要尝试，其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在一定程度上也兼容了儒家取向，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缜密性都推向了新的高度，由此成为那一时期的显学。有鉴于此，当时刚成规模进入中国的佛教在阐述自己思想时大量采用玄学用语。而玄学是通过对老庄《周易》的阐释来确证自身学术价值的，于是传播佛教的僧人也由此将相关用语融入自己的佛教话语之中。如东晋僧肇，其《肇论》较多谈及“境”，如“独拔于言象之表，妙契于希夷之境”“圣心虚微，妙绝常境，感无不应，会无不通”，“是以论称出有无者，良以有无之数，止乎六境之内”，“涅槃既绝图度之域，则超六境之外”，“经称法身已上入无为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测”等语。⑩其中所谓“希夷之境”，即整合了《老子》“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曰希”之语，其意为“虚寂玄妙之境”。同时期的释支遁还在其诗中用了“境”概念，如“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不眴菩萨赞》)，“冥霄陨华以阖境，神风拂故而纳新”，“启境金方，缅路悠回，于彼神化，悟感应机”《释迦文佛像赞》等，(11)使得“境”在其诗中具有一定的审美色彩。从这些文献涉及的“境”的使用情况可知，受彼时玄学风气影响，“境”概念在此时开始成为文人之间较为普遍的用语。 到了佛教氛围浓郁的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更是直接谈到“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12)还在《灭惑论》中谈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13)刘勰在本土“道”“理”“象”观念的底色下对“境”以及佛教概念、理念进行了再理解和再阐释，而“境”也在他这里与中国本土的“万象”及其背后的“道”结合起来，三者成为圆融无碍、彼此会通的整体。表现在刘勰此文中的这种“以中释佛”“诸说相融”的阐释模式，其实也是他同时代乃至日后唐代文人援引佛教概念、理念进入哲学、美学思考过程中的基本模式。(14)正因如此，乃至有学者提出“意境理论萌兆于六朝，具体而言即胎萌于刘勰《文心雕龙》”。(1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用实践为“境”概念在唐代的发展做好了思想铺垫。与之前的零星翻译状况不同，佛经在唐代被大量引进并得到集中翻译，诸多立足佛教理念来谈“境”概念的佛教著述在唐代涌现出来，进一步增加了其影响力且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并成为中国传统美学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在当时译者所处的语境中，若一定要在汉语里选取一个能够兼容时间与空间，囊括意识之内与之外，连接此岸与彼岸的核心词，或许“境”最为合适。反复出现在唐代汉译佛经里的“境”，其实在梵语里分别是不同的词。在被译为“境”的梵语中，“visaya”所占比例较高，因为“境”与它是最为对应的词。“visaya”在梵语中原本即是“疆域”之意。(16)“visaya”在具体使用时，又衍生出了“感觉作用的区域”之意，(17)由于不同人的觉知程度各有差异，故而能感知、认知和体悟的场域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又衍生出“境界”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