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兴:魏晋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富兴,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3 薛富兴,男,山西朔州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基础理论。

原文出处: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心赋”乃魏晋辞赋的一大类型,其中又包括了以集中呈现人类感性心理状态为主题之“感赋”。魏晋“感赋”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审美经验何以可能的特殊命题——“感兴”。“感兴”统领的“感物”与“感时”两维构成本时期“感赋”抽象层面的审美经验基本框架或机制。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述“感赋”呈现了审美经验产生的5种类型:一曰由自然景观感发审美情感型;二曰由自然景观兴发审美智慧型;三曰由社会性情境感发审美情感型;四曰由自然与社会综合性情节境感发审美经验型;五曰逆感型,即由特定人生场景激发出关于自然的特定审美经验。上述5种感兴类型可大致覆盖本时期“感赋”所代表审美经验产生之全貌。“感兴”命题首先揭示的是人类审美经验产生的内在机制——人心感于物而动;它同时也揭示了自然审美对艺术审美的前提性规范意义:人类首先在自然审美领域内实现了感于物而动,才会在艺术审美领域自觉地以特定自然意象表达情感。基于本时期诸“感赋”的“感兴”命题,标识着中华古代审美意识在本时期实现了审美经验产生机制意义上的自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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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23)05-0063-09

       “感兴”(“物感”与“比兴”之“兴”)是中国古代美学重要观念之一,对它的集中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复兴。最初的“感兴”研究在人类文学化视野下进行,有学者乐以原始思维论《诗经》“比兴”之法的早期文化根源。①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界对“感兴”的学术兴趣持续高涨。②概言之,近30年来的“感兴”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魏晋美学语境下理解“感兴”。比如张节末在其《比兴美学》中提出“比兴”美学兴而比兴之诗亡,魏晋时代兴起的物感说乃由先秦比兴之诗向唐宋禅宗直观诗学演进的中介环节。③袁济喜分别从清谈与论辩之习论感兴思维在魏晋兴盛的特殊历史机缘。④其二,在整个中国古代美学语境下阐释“感兴”,将它理解为一种足以贯通中国美学,充分体现中华审美思维个性与民族审美风格的核心范畴。这是以“感兴”论中华美学精神之文化个性。⑤其三,立足美学基础理论视野着重阐释源自中国古代美学的“感兴”观念所蕴含的普遍性理论价值,如以“感兴”阐释审美表现、审美价值、灵感、直觉等。⑥其四,将“感兴”作为美学史个案阐释的有效工具,比如以之描述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以至于艺术家们的独特审美经验等。⑦

       本文立足魏晋美学讨论“感兴”问题,集中考察本时期“感兴”观念的普遍性理论内涵,其独特在于:据“微观美学史”⑧视野对魏晋美学进行问题史的精耕细作,在已然为文学研究界高度重视的本时期的“物赋”概念之外,进一步提出“心赋”与“感赋”概念,以本时期“感赋”文学为典范文献,总结出魏晋“感兴”的5种模式,分析古典时代人类审美意识机制在本时期的构建状态,为深化理解魏晋美学的成就提供一个特殊路径。

       一、“心赋”概念的提出

       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拓展期,审美意识实现了高度自觉。这种自觉的标志之一便是审美意识诸要素直接进入赋体,成为辞赋家正面描述与呈现的对象。“赋”起于战国,大兴于两汉,魏晋则直接继承此项独特文学成果,发扬而光大之,使之成为魏晋文学的极重要部类。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⑨朱熹认为:“赋者,铺也,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⑩如果说诗直面人类内心世界,是一种主观抒情的文学,那么与之相反,赋则是一种直面外部世界各类对象的文体,其核心目标是“体物”,实即格物与写物。然而,在魏晋时期发达的诸物赋中,有一极特殊的品类,便是集中刻画人的各种精神状态,以人的诸心理要素为表达对象的辞赋,本文称之为“心赋”。何为“心赋”?“心赋”乃以赋体文学的“体物”精神直面人类内心世界,将自我精神对象化,以清醒的理性观照自我,以正面、细腻的文学语言呈现人的诸心理要素、情感状态和精神能力,充分实现自我意识自觉的一种文学形式。

       以赋的文学形式描述自我心理状态实始于战国,屈原的《离骚》乃其祖也。两汉时则有班婕妤的《自悼赋》、张衡的《玄思赋》、王延寿的《梦赋》、蔡邕的《释诲》等承其波。进入魏晋,“心赋”成为赋体文学中与直接、具体地描摹与呈现各类外在物质对象之“物赋”形成鲜明相对照,以正面揭示和呈现人类主体诸心理状态与意识要素为主题的另一大辞赋部类。概言之,此类辞赋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与诗歌最为接近,以呈现人的某种特殊、具体心理状态为主题,如《苦雨赋》(潘尼)、《喜霖赋》(曹丕);二是以某种抽象的情感或心理要素为主题,如《愁赋》(释真观)、《显志赋》(冯衍)、《正情赋》(应旸)等,其中后者最值得关注,因为它所摹写和呈现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情感或意识(feeling/consciousness in individual),而是情感或意识本身(feeling/consciousness in general),正是这种对抽象心理要素或状态之高度关注,形成本时期美学史乃至整个哲学史的重要现象。它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之后,中华民族自我生命意识又一个重要的自我反思期,进入自我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期的重要表现。实际上,本时期“心赋”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日理赋与情赋,前者以理性心理要素为主题(如以“思”或“志”为题之赋),后者以感性心理要素为主题(如以“情”或“感”为题之赋);二曰殊赋与共赋,前者以某种特殊的心理要素或状态为主题(如曹植的《感婚赋》),后者则以某类抽象、一般的心理要素或状态为主题(如袁淑的《正情赋》)。这两个层面合起来构成魏晋中华自我精神探索史之基本图景。治中国古代美学史及哲学史,不宜仅关注其时之相关理论文本,虽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此处所提及之“心赋”——以人心之诸要素与状态为主题之辞赋,也当是本时期人们追求自我探索、精神自觉之重要方面,望能引起学界关注。当然,作为文学家,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关注实乃其第一要务,本时期“心赋”便展开为对人类情感世界之系统性关注,涉及的关键词有“喜”(如陆云之《喜霁赋》)、“愁”(如曹植之《叙愁赋》)、“悲”(如李顒之《悲四时赋》)、“哀”(如庾信之《哀江南赋》)、“伤”(如鲍照之《伤逝赋》)、“悼”(如曹丕之《悼夭赋》)、“苦”(如潘尼之《苦雨赋》)、“恨”(如江淹之《恨赋》)、“悔”(如梁简文帝之《悔赋》)等。尤可贵者,本时期辞赋家对人类理性心理要素及抽象的心理状态亦给予高度关注,其关键词有“志”(如崔篆之《慰志赋》等11篇)、“情”(如张衡之《定情赋》等8篇)、“思”(如曹丕之《永思赋》等25篇)、“感”(如曹丕之《感物赋》等12篇)等。本文则仅着力分析其中之以“感”为题者,谓之“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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