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物致知”：美学再出发 美学是感觉学。感觉的主体是特定文化中的人，感觉的对象则是特定文化筛选出的物或人。本土儒家认识论的话语“格物致知”说，彰显出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实践经验对认知的重要意义。这应该是一种基于我国先民特有的感知经验的体认过程，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纯抽象的理念思维传统。然而，西方美学作为哲学的附属学科，也伴随西学东渐的大趋势而强势输入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学院派经营，却基本上走向感觉学的反面，变成空降而来的形而上观念无休止大争辩的跑马场。诸如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一类理论命题，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构成过眼云烟一般的虚假学术繁荣。在当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呼声下，或许能有条件让研究者们重新回到中国古人的感觉世界，以“现象还原”的体认方式为基础，去重新讨论华夏美学的发生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是需要努力聚焦到古人是用怎样的一种本土话语来表达和言说审美意识相关问题的，并从理论上阐释为什么是这样。 恢复格物致知传统，首先需要聚焦本土传统核心价值所在，从而确认：是何种特殊的“物”被华夏先民从万事万物中筛选出来，推崇为首屈一指的神圣对象，并由此驱动社会统治者的观念和行为的。按照改革开放以来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的文化大传统理论和万年中国观，要恢复华夏本土美学史建构之起点，需要当今的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先熟悉中华上五千年的感知聚焦，通过“物证优先”的四重证据法操作原则之引领，重新筛选出足以开启先民审美感知的对象物群体，然后方可进入对审美主体感知特色经验及其在下五千年的文字叙说和传承的梳理工作。 毋庸讳言，不从华夏先民万年延续下来的感觉对象出发的思想史和美学史建构，如今已经大量问世，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也堪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脱离本土的话语实际，一味套用或挪用西式的抽象概念来书写中国美学传统，曾经成为学界的一时风气，这就难免陷入张冠李戴和缘木求鱼的尴尬境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助推西学东渐之风迅猛席卷我们的教育，从而压倒和淹没了本土文化的审美感知方式，万年延续的传统审美方式眼下正遭遇危机。像“玉为石之美者”的判断、“君子温润如玉”的华夏人格理想、“千种玛瑙万种玉”的说法及相关的辨识和体认知识，在我们的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16年制教育课程中，不见踪影。倒是本土话语传统中并没有的西化的各种抽象概念，充斥着我们的文科教科书。面对“最有教养的皇帝”清乾隆帝亲笔写下的800首题玉诗，当今的大部分知识人几乎没有什么认知，更不用说如何去理解《玉篇》《玉台新咏》《玉烛宝典》等古代典籍以玉为名的流行文化现象了。显然，对本土话语的遗忘和出发点的误认，带偏了整个思想史和美学史的研究路径。基于对中国美学和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反思，可提炼出文化自觉时代的学术重建方略：回归本土视角和本土话语，根据考古新资料重建万年中国观的深度历史大视野和知识更新格局，锁定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原型物质——美玉，通过上五千年的鉴玉经验积淀过程分析，诠释下五千年“君子温润如玉”人格理想及其审美实践底蕴。 二、“格物”启发深度认知：万年中国观 哲学思考是形而上的，本土思想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功提炼出一个形而上概念，称之为“道”，并且明确告诉后人道是不可道的，即无法说清楚的。那又该怎么办呢？在思想史上后来者的应对方略是：既然形而上的道看不见摸不着也说不清，那就干脆转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对象，即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做这个认知转向时还要特别提示：在我国的思维传统中，形而下的器不仅可以载道，还可以专门体现道的全部奥妙。放眼一部物质文化史，从史前期的陶器、木器、骨器、丝织品，到文明国家的铜器、金器、瓷器等，皆为器；唯有一种器在华夏传统中能够独超众器，脱颖而出，成为汉字第一部字典书《说文解字》中最重要的部首字，即第六部首“玉(王)”。玉，和同样重要的第三部首“示”字，恰好构成某种神圣性的对应格局，二者共同代表祭祀礼仪中通神通天的神圣中介物。这样，我国先民就有效地实现了通过形而下的玉器来体现形而上玄思的特有感知方式的建构，让绝大多数读书人不用朝向形而上的思辨方向发展自己的认知，而是因袭史前先民格物致知和格物通神的悠远心智传统。惟其如此，华夏文明在建构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都习惯于诉诸美玉这样的中介性圣物。比如说，要形容宇宙之奇幻瑰丽，会说“玉宇琼楼”；形容宇宙开辟后的壮阔天地，会说“天地玄黄”；讲到人格的理想则会说“君子如玉”；表达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则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达不同族群不同民族间友好相处之道，则要说“化干戈为玉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中国人看来，宇宙万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物质能够像美玉这样至高无上和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这样的比喻，就是彰显中国式审美最高境界的常用成语。 从中西文明的对照视角看，西方崇拜黄金和中国崇拜玉石，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特色。马克思用“拜金主义”来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可惜的是，马克思的话语并没有启发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回归到本土传统所熟悉的古汉语措辞中去，并由此概括和提炼出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一直要等到90岁高龄的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出面倡导“玉魂国魄”，才终于给我们的学界带来文化自觉的刺激和灵感。①即便如此，我们的美学界对费孝通先生的重要提示还是不够敏感和积极，能在学术上做出回应者更是寥寥。文学人类学派自1996年创建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发展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曾努力动员一批学人转向“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玉学玉文化研究领域，并且组织学科交叉互补的科研团队，先后完成三大国家项目，简称为“玉成中国三部曲”，即以《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15)、《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2019)和《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2020)三部专著为代表的多套丛书。围绕此三大项目，研究团队先后出版的相关著作和译著的数量，已超过百部。②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中国文化理论体系，以三联书店2019年推出的学术专刊《神话中国》和商务印书馆、中信出版集团在2021和2023年分别推出的理论专刊《文化文本》第1辑和第2辑为标志。如今再回过头来重新耕耘思想史和美学史的课题，当然会产生别开生面的学术拓展意识和具体的可操作方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回到本土传统的认识论原则：格物致知。即先从各种各样的审美对象中锁定中国文化所独享的至高无上的核心价值对象物：玉。然后再坚持“从本土的观点看”之立场，弄清古代国人是如何崇拜、鉴赏、评判和体验国宝——玉石和玉器的。即便是陶瓷史专家也非常清楚，古人烧造瓷器的一大终极审美标准，延续至今都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追求“温润如玉”的境界效果。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