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华原始巫性的“本土”特质 中国美学的“本土化”研究，取决于能否发现、提出特殊的“中国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究竟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它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关于巫学“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问题。① 中国巫性美学的“本土化”研究，首先应辨析中华原巫文化的“本土”特质，它确实是尤为“中国”的，主要包含五个方面。 第一，伴随以原始神话与图腾的“中国巫”，源远流长而影响深巨，并以深具政教与精神影响的“大巫”为重，有异于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巫文化。 据考古发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距今约在7860-7780年之间，②有学者推定，这是用于占卜的“灵具”。遗址出土的多支骨笛，并非出于娱乐之需，吹奏为的是“召唤”神灵与其进行神秘“对话”，不妨称之为“魔笛”。出土于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积石冢”的玉龙、玉龟与玉凤等灵玉之器，距今约5500-5000年，富于神性、灵性与巫性，皆为灵玉通神、祭祀祖灵的史前实证。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的一组玉龟、玉版，③距今约5300年，李学勤先生指出，“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④其中有一块大致为方形的玉版，“玉版的方形以及圆形线条，是‘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即天圆地方观念的表现；而其‘八角星形’以及向八个方向放射的‘矢形’，体现了类似后代的八卦方位；至于大圆圈外‘指向玉版四角’的四个‘矢形’，又指示着类似八卦方位的‘四隅’的位置”，整个玉版图纹，确实初步体现了“天圆地方、八卦方位与四正四隅思想的前期意识”。⑤无疑，这一人文“前期意识”，主要是属“巫”的。 夏鼐先生以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确是“‘信巫鬼’的表现”。⑥实际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约10000-8000年前)，中华已有原巫文化的发蒙，其起源是相当早的。中国巫文化的最高巫性权威，一般与最高政权及其氏族酋长、政治领袖等人物联系在一起。国外一些原巫文化侧重于“民巫”“俗巫”即所谓“小巫”，与原始氏族、民族、国家“最高政治”的联系相对较弱。“中国巫”则几乎从一开始便分为“大巫”“小巫”，即“官方之巫”与“民间之巫”两大支，且以前者为重。所谓“大巫”，或为最高统治者本人，或为“史巫/巫史”(后代“史官”前身)，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最高幕僚，以巫性卜筮的方式参与国事的“决策”。 李泽厚先生指出：“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原注)与精神统治权(神权——原注)于一身的大巫。”⑦而将“天生异禀”“神通广大”的“大巫”，归于“人文初祖”而极度美化，是“中国巫”文化的一大特色。作为“三皇”之首的伏羲，为八卦巫筮的“始创者”，⑧是一位巫性十足的“原巫”。相传远古时代，蚩尤作乱而杀戮无辜，于是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⑨唯有“重”“黎”具有与“天”交通的特权，此即《国语》所言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⑩神话传说中的重、黎，成了“中国巫”的先祖。“人文初祖”黄帝，无疑也是富于巫性即兼具神性、灵性与人性的一个人文“共名”。《史记》云：“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在阴阳五行中便属“土德”，所谓“瑞”，即指巫性通神之灵玉。《史记》又称，黄帝、“黄帝之孙”颛顼与“黄帝之曾孙”帝喾，都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11)的大巫。 一个个了不起的中华上古帝王，政治与道德人格上的硕大权威，都是生而知之而无所不晓、通天地鬼神而兼具神通的，却又绝对不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那般的上帝(God)、先知，中华文化中的巫性，是处于神性、灵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人文“间性”。 中华巫文化起源悠久且以“大巫”为主宰，成为原始初民赖以生活与生存的一种常式。哪里有知识、理性与技术不能到达的领域，哪里便有巫术必然的“用武之地”。但看甲骨占卜与易筮，占宴饮、衣帛、出行、居室、梦境、婚姻、生育、死亡、战争与国运等，几乎无所不占，其中都有巫术这一“尊神”及其巫性的“在场”与“出场”。张光直先生说，“由卜辞得知：商王在筑城、征伐、田狩、巡游以及举行特别祭典之前，均要求得祖先的认可或赞同。他会请祖先预言自己当夜或下周的吉凶，为他占梦，告诉他王妃的生育，看他会不会生病，甚至会不会牙疼”。(12)在中华原始初民的生存处境中，巫术作为一种文化迷信与“伪科学”“伪技能”，(13)确为不二之选，充满“入世”的无奈与“实用”性。巫术与中国人“结缘”太深，其文化品类发展得尤为充分而多样。 历史上属巫文化内容的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其中当推卜筮一类的典籍为第一。自《铁云藏龟》一书问世以来，学界所著、所刊的甲骨学之作，数不胜数。(14)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皇皇十三大册，所收录的都是有关卜辞及表述巫性的文字。有关易筮的古籍，更为可观。《周易》一书的历代笺注及对易之思想的发挥，几乎占了半部中国经学史。笺注之类，除了诠释巫筮本身之外，涉及诸多政治、伦理与哲学等内容，都是以原巫文化为宗因的。所谓“象数易”，仅“图书”一系，据学者统计，发展至清末已达三千余种。易筮文化及其流衍的有关书册，在古今中国可谓多如牛毛，仅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四库全书术数丛书》便是九大卷，收录中华巫文化史上属“巫”古籍凡50种，内容关乎天文、历法、星占、候占、起课、卜筮、六壬、命相、堪舆、奇门遁甲等所谓“正学”“杂学”，这还仅仅是有甲帛、竹书、典籍与文牍记载的巫文化的极小部分，绝大多数历代之“巫”的奇思异想、奇谈怪论与荒诞不经的所谓“作法”情事，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而灰飞烟灭。数千年以来的卜人、巫觋、术士、风水师又不知凡几，仅袁树珊编著的《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凡39卷，收录了自上古羲农至民国初期三千八百余人的“传”，编者称：“诸先贤，大都对于阴阳术数、卜筮星相，多有发明。或具特长，或大圣大贤，忠孝节义，儒林文苑，隐士方外，兼研此术。”(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