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对复杂局面和极度困难的情况，毛泽东作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①“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等著名论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100多年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依靠调查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路走来，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今天，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习近平在传承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出“必须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③的号召。这说明，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从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之风的视角观察，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 中国共产党有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是靠调查研究立足、靠调查研究吃饭的政党。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开启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毛泽东就积极倡导并亲自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创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方法，写下了众多调查报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结论。 早在1921年春夏之际，毛泽东就与同学沿洞庭湖到各地考察学校教育，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了系列调查通讯。建党之后，他随时随地作过众多有关工厂和农村的考察，特别是专门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问题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这些调查和分析，对于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选择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农村专门作过十几个系统调查来看，这些调查结果，既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材料、为作出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带动了党内调查研究风气的形成。 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7篇调查报告来看，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报告的内容也特色鲜明。 目前所见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最早的一份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是1926年写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里面详细列举了中国佃农的生产生活状况，并分析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④他剖析旧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佃农的悲惨生活是极其普遍现象。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⑤。因此，毛泽东对寻乌调查“下大力气”，作了很大规模的城镇调查，实事求是地探索了解中国的城镇商业和各行各业情况，也分析了其中的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情况。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⑥的农村调查，“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⑦。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简略所作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留宿东塘时在行军途中作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⑧。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⑨。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形完全不同，有很大的出入。 《木口村调查》，是毛泽东作过的最为简短的一次调查。1930年11月21日，毛泽东和古柏、谢维俊等人途经吉水县，在吉水县木口村落脚并享用午饭，在这短暂的时间中他作了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调查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⑩，且在《木村口调查》中有所收获，例如中农“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11)等。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1933年11月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所作的两个调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有了不同的理解，他们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政府管理、政权运转的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并结合中国实际，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尝试找寻一些典型经验用以推广基层的好做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应运而生。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调查笔录风格不同、形式多样、写法灵活，但均是针对时下问题所进行的真调查、真研究，他在这一系列报告中形成了适合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的独特的、新颖的方式方法。 (一)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方式，观一点而知全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泽东在进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调查研究时，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通过了解张连初的基本情况、生活习惯，来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翔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的收入每年仅有147元7角2分。由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12)，“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