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10(2023)02-0001-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2]。回顾党一百多年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毛泽东对其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赋予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的伟大探索和实践，找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密码，并从中获得很多重要启示。 近代中国，觉醒的中国有识之士苦苦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急时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起点。在踔厉奋发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胸怀天下的智慧和勇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开辟者，功高至伟。概括地说，有四大开创性贡献。 一、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 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革命的成功，并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探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历史性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行动指南。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大革命后期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带来了严重损害。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性一环，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突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进行理论探索的关键一步。这以后，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6]，“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1927年10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秋形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再到1930年1月和5月相继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这个时间表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革命理论；没有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也不可能有创造性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和最终胜利。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也标志着全党独立自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伟大思想觉醒。由于教条主义错误有着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革命斗争又异常艰苦，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期的延安整风，才正式开始对教条主义错误影响进行全面清算。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37年夏天发表《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即世界观方法论高度，迈出了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实质性步伐。 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重大指导原则 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还为坚持这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主要是： 第一，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 清算教条主义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错误，是通过《实践论》实现的。教条主义是探索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大障碍，既然教条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那么使党的理论探索走上正确轨道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8]“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9]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哲学基石的科学著作，《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在此着重阐明和解决的是“知和行的关系”，确立知行统一的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最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0]“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