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而且还是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和思考。①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概念被提出以来，翻译的文化要素、历史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文学翻译、文化翻译研究中越发引起学者关注。文化和历史是深化于文本两端及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其社会内涵深深地影响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和历史在翻译中影响的仅仅是文字本身或是文本思想本身吗？文化和历史对翻译思想具有怎样的影响、对翻译本体具有怎样的翻译实践指导、对民族或者国家翻译话语建设又具有怎样的价值？作为译者又应该从文化和历史中汲取哪些营养、如何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推进翻译的“文化与历史”思考，并从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多重视角指导翻译行为，促进翻译学科与翻译思想发展。同时，以文化和历史为视域构建中国特色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也是摆在中国译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 人文传承、人文认同、人文独立、文化自信以及历史自信离不开民族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近现代以来，中国长期被笼罩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穹窿之下，伴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力争实现突破西方文化束缚，认同和尊重本我文化，树立本我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成为国内文化有识之士的不懈追求。中国翻译话语是中国翻译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②，无论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好地“走进去”，抑或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翻译话语系统，均涉及一个核心概念，即“中国特色”。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强化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特色的文化符号，从本我文化和历史深处寻回自信和力量，在文化上找回自我、认同本我，并在文化和历史的时代建构中消解西方强势文化压抑，摆脱“欧美意识”，突破强势文化束缚。然而，“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和摒弃，抑或是“颠覆”，而应“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④“背离”不是简单的背叛，而是在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形成文化突破和超越，对不同文化进行融合、创新和本我性发展；“尊重”不是一味地接纳和吸收，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继承，尊重欧美文化和其他外来异质文化。 将本我历史文化及异质文化引入翻译界，对中国文化长远发展及文化外译具有重要价值。“引入”的本质并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为了摒弃异质文化，其核心以重视和尊敬不同文化为根本，对历史文化和异质文化批判继承、融合创新。这种“继承”和“融合”不是死板性地复刻或是简单粗暴地“拿来”套用，而是有所扬弃地、批判性地“继承”“融合”，在“继承”“融合”过程中汲取优秀的成分、具有力量的成分、能为本我文化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成分，以此发展民族文化，助力本我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及创造性转化，促进异质文化为我所用，“并以之为艺术创新的源泉”⑤，增强自身文化身体机能，实现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双重性发展。“批判”作为“语言武器（verbal weapon）”⑥，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自省，是对异质文化的过滤和筛选，同时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正视，对异质文化挑战的直面应对，把它们当中正面、积极、充满力量的成分投射到现世中来、投射到本我文化中来，融入我们新时期、新时代的新文化实践，这即是历史自信，也是文化自信。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是突破强势文化圈囿的有效方式。在不断地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实践中，对外来异质文化经过消化、吸收、转化、净化后，将其有益部分最终升华为“本我”文化，形成文化“特质性”与“多质性”融合，使本我文化世界性发展和外译传播文化有效融入的根基得以巩固和强化。 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历史文化和异质文化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源泉，其不仅可以推进中国文论发展，对中国译论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助力作用。通过从历史文化、异质文化中获取养分和力量，可以内化、升华本我力量，完善自我。后殖民主义翻译观便是基于文化认知开创一种翻译理论新风。他们认为，在文化和历史双重视域下，翻译不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成为批判和创新的手段，原文的终极主导意义在该视域下被译者拒绝，译者更加关注吸收和转化原文文化与语言，通过净化和内化形成适应本我文化的全新文本。这里的翻译“不是占有、肢解、毁坏或是吞噬（原文），而是心怀敬意，热爱并吸收（原文中的）优秀血液”⑦，进行创造性翻译。这种翻译是以原文为养料的跨越性、新生性翻译，是活跃于静态文字之上的动态性翻译，其不但为译文注入生命和活力，同时反作用于原文，为原文注入“译入语”的优秀文化成分，给原文的再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这种翻译是一种浴火重生式的突破和创新。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种创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将文学创作“融汇到时代的潮流中，回应了时代的课题，从而获得自身的持续性发展”⑧。翻译作为创作，延长了原文的生命，赋予了它新的面貌，使其在新的时空中得以新生。在文化和历史视域下，原文和译文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转化：不是译文依赖原文而存在，而是原文依赖译文而存在。因为在对原文进行批判和创作性翻译的过程中，原文被译文消化并吸收，“转化”为译文的营养和内在力量，原文在译文中得到重生，原文的意义和生命在译文中得到全新延续。在批判和创作中，翻译摆脱了对原文的死板性复刻，不再亦步亦趋，走上了以原文为基础进行意义再构（reinvention）和文学再创（recreation）的路程，在这里原文被超越了。 在文化视域下，翻译超越单纯的文字转换和传统的语言功能置换，成为“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⑨，即译者把自己欣赏的“原文”消化吸收，通过净化把“原文”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并通过“译文”把这种力量融入自己的民族。同时，翻译成为“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⑩。在这里，译者不仅从原文中获取养料滋养自己和译文，而且从“原文”背后的语言、文化中获取源语营养，通过“译文”将获得的滋养纳入本民族语言、文化。此外，翻译还成为“积极确认行为”（act of affirmative play）(11)。翻译在文化指引下使原文得以重生和延续，原文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在译文中得以筛选和确认。最后，翻译成为“输血行为”（act of blood transfusion）(12)，即译者从“原文”中获得新鲜血液，通过翻译输送给“译文”，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翻译在这里跨越文本边界，走进文本多重内核的空间，捕获文本语言和意义的本质，译文的光芒在这里闪耀；译者则摆脱原文的束缚，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格局中透视原文，以超越性视角汲取原文力量、营养和血液后，进入新的创作境界，自由徜徉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间。翻译成为这几个行为之后，在这里升华了，转而成为“诗歌创作（verse making）、意义再构（reinvention）、再创工程（a project of recreation）、意象重建（reimagination）、光明移递（translumination）、文本逾越（transtextualization）、越界创作（transcreation）和诗乐重谱（poetic reorchestration）”(13)等等。新生代翻译家通过采用“相对论述（counter-discourses）、挪用（appropriations）、混合（mixtures）与杂糅（hybridizations）”(14)等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翻译新策略以及改写（rewriting）、增益（adding）、删减（subtracting）等常规文化翻译策略，升华了翻译，创造出本土与国际相结合的多样性新风格译作。
